次日一早，高务实按照昨日答应皇帝的话，回到户部衙门视事。昨日皇帝的圣旨虽然是一道中旨，但既然高务实已然接旨，这道旨意就要在司礼监、内阁和六科存档，而这一过程还要通过通政司，因此内容也早已传开。
在皇帝一日三诏命高务实出而视事的前提下，高务实回到户部是没有问题的，旁人也说不出什么闲话来。真要说的话，皇帝的第三道旨意本身才是焦点，高务实接了这样的旨意要是还不肯出来，那才是大新闻了。
户部衙门有程文和胡执礼在，这几天倒也能基本维持正常运转，虽然积压了一些需要高务实审核批准的行文，但小一点的事都处理得干干净净，省了高务实许多麻烦。
至于需要高务实这位尚书亲笔签字用印的“部覆”级公文，一共也就七八封，都工工整整摆在了高务实的案头，甚至两位侍郎还写了条陈，对这些公文做了简单的介绍和批复建议，让高务实体验了一把看票拟的感觉。
虽然正式出仕不过六七年，但前世的经验与做观政的经历毕竟不是白给，再加上还，使得高务实看公文的速度非常快，不到半个时辰便把这七八道公文的部覆写完。
他正要把程文和胡执礼请来，就“两署十一司”的具体设置安排等事再商议一番，却忽然收到消息，说皇帝大清早便把内阁诸位阁老以及吏部尚书杨巍、左都御史沈鲤等重臣宣至文华殿召对。
然后过不多时，便从宫里传出消息，丁亥京察即将开始。
京察，是有明一朝所开创制的定期考察南、北两京官员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太祖时期即已经开始了对京察的尝试，但其施行却是根据皇帝的个人意志而时兴时废，直至英宗正统初年才形成一定的制度；经过英宗、景帝、宪宗、孝宗四帝的不断调整与尝试，最终在武宗年间形成固定的“六年一察”的固定制度。
在京察的年份相对固定后，又有众多其它的因素对京察的具体时间产生影响，主要包括皇帝的个人意愿、天象异动、权臣涉政等方面。
本次丁亥京察，按例应该是年初就要进行，但年初时皇帝的主要精力花在了“究竟从哪里砍开支”上。紧接着就出现了西北之乱，因此京察就耽搁了下来，直到今天忽然被皇帝提起——对于京师百官而言，这有点像是遭到了偷袭。
京察的职责由众多部门和官员共同承担。在其中发挥最主要作用的部门是吏部和都察院，吏部尚书和左(或右)都御史是负责京察的最主要官员；吏部考功司、都察院河南道和吏科(六科之一)三衙门的长官，则共同承担了京察的初审职责。
一般而言，京察的裁决大多在初审时做出，而由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右)都御史主持堂审之时，仅对个别关系匪轻的人另行区处。换句话说，吏部尚书和左都御史是“掌总”的，主要针对高官或特殊官员，绝大多数的“察”，实际上是由吏部考功司、都察院河南道和吏科来完成。
京察的施行包括堂审与自陈两个方面。堂审针对的是五品及以下的低级官员，而自陈针对的是四品以上的中高级官员。
在堂审之前，需要经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有时候全程耗时几近半年，因此这些工作通常会提前进行——本次丁亥京察也是一样——而真正的过堂审理仅耗时一天。中高级官员的自陈则不需要太多的准备。
堂审和自陈后，皆需以皇帝的名义进行批复，而后科道官方可“拾遗”。待吏部对拾遗的结果进行复核并报皇帝终裁，京察便告结束。
与其他重大事情的处理原则一样，京察的结果同样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皇帝在大明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于官员的去留、奖惩，拥有一言而决的“终审权”，在京察中当然也是如此，手握最终决定权。
内阁作为辅政机构，自严嵩以来，阁臣迄今都凌驾于吏部之上，因此其在京察中的影响不容小觑；吏部作为官员的主管机构，又是京察的主要负责机构，对京察结果的影响显而易见；都察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吏部配合抑或牵制。
至于像高务实这样的各衙门堂上官，因为拥有填注考语之权，同样也能在京察中对本部属官给予一定程度的关照——当然你要打压的话也很“顺便”。
高务实之所以这么早就得到消息，也正是因为他乃户部堂上官，拥有对本部属官的考评之权。不过他并不打算真的行使这项权力——原因很明显，他才上任几天就被劾闭门了，直到今天才出来视事。
正经的说，他其实只做了五天户部尚书，所以他打算把这项权力下放到程文和胡执礼手中，他本人权当是个代笔的，照着他们二位的意见写评语就是了。
或许是京察的消息来得太过突然，高务实出而视事就不算什么大事了，甚至连风头正劲的“正国本”事件也不得不给丁亥京察让位。
所有人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吏部显然是暴风的风眼。
吏部尚书天官杨巍刚回吏部打了个转，立刻借口与内阁商议本次京察之要点而再次回了宫里，大通房躲风去了。
不过，他人虽然溜去了内阁看风向，但他身为实学派的旁系，能够混到吏部尚书的位置显然不是幸与。
他去内阁，自然是去找许国、张学颜和吴兑商议行止，但这只是明面上的动作。私底下，他则立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