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王锡爵的说法，这首词“恐怕是写给我二人的”，若果然如此，那这的确是有些“欺人太甚”，尤其是在申时行申元辅看来。
高务实要在江南广征商税，申元辅都谈不上很生气，更没有因此动怒，何以看到区区一首词反而勃然大怒了？
因为这首词恰好击中了申元辅的要害。
不过，这首词并非高务实原创，其来历是清嘉庆年间的两位大臣。
鞑清嘉庆年间，京城流传着一幅对联：“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寻常人一看，这对联的表面意思，应该指的是《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和董卓。因为，曹操是东汉末年的丞相，而董卓也曾官至太师，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尤其在民间流传甚广。
然而实际上，这副对联里的曹丞相、董太师，指的是嘉庆年间的两名朝廷重臣：曹振镛和董诰。
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此公官运亨通，位极人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基本上算是做到了汉人大臣的顶峰。
曹振镛为官，有六字秘诀闻名于世：“多磕头、少说话”。后以八十一岁高龄病逝，死后得到了“文正”谥号，成为鞑清近三百年中仅有的八名“文正”之一。
董诰是乾隆、嘉庆年间的朝廷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自乾隆以后，保和殿大学士不再授人，是以文华殿大学士变成为事实上的内阁首辅，因此董诰在当时的地位就不必多说了。
董诰以七十九岁高龄病逝，死后得到“文恭”谥号，嘉庆皇帝亲临祭奠，还给他写御制哀诗“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田庄”。这是夸奖董诰清正廉洁，只有文章传世，没有留下金钱购买田庄。
如此看来，这应该是挺厉害的两个人，那么“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这幅对联的出处又是来自哪里呢？说起来，这与当时天理教进攻紫禁城有关。
嘉庆十八年，在直隶、河南一带流传的天理教纷纷发动起义。当年九月，其中一支天理教徒约两百人，被首领林清派遣混入京城，在几名太监的里应外合下，攻入了戒备森严的紫禁城，最远打到了隆宗门附近。
不过当时嘉庆皇帝没有在紫禁城，因为在此之前，他正好借打猎的名义，巡幸到了热河承德避暑山庄。
鞑清的皇帝可不像大明中期——尤其是正德以后的皇帝那样，近乎于被禁足在了京师之中。他们是经常到处乱窜的，而理由也五花八门。明代文臣常用来限制皇帝出行的借口，如花费巨大、国务积压、侵扰民间等等，鞑清皇帝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
京城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消息很快就传来了。嘉庆皇帝收到消息时，正在从热河回到京城的路上，听到京城发生巨变，一时之间慌了神，也不知道京城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了，顿时没了主意，随即向身边的王公大臣询问。
陪伴嘉庆皇帝前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的王公大臣很多，绝大多数人都建议暂时驻跸下来，静待事态下一步的发展再定。只有董诰力请嘉庆皇帝启程回到京城：“是滋乱也，献俘者行至矣！”董诰说到激动处，竟然涕泪俱下……这表演水平放在后世肯定可以拿个小金人，高务实说不定都没这么能演。
那么这时候，曹振镛在哪呢？
嘉庆这次巡幸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没有将曹振镛带在身边，曹振镛此时留守于京城，负责处理军政要务。
不过此公虽然负责处理军政要务，但应变能力恐怕不太靠得住。当一部分天理教徒突然进攻紫禁城时，曹振镛吃惊之余，表现得惊慌失措，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意外的是，嘉庆的皇次子旻宁等一帮皇子皇孙颇为镇定，携带鸟枪、腰刀冲出上书房迎战，为清军的反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避免遭到更大的损失。
很快，清军平定了天理教徒的起义，曹振镛这才镇静下来，整个京城随之恢复了安定。
对于曹振镛和董诰两位朝廷重臣在天理教徒起义中的表现，大家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在不久之后，京城一名无名氏就编撰了一幅对联出来讽刺他们：“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
当时，曹振镛任职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董诰由文华殿大学士晋升为太子太师。
这幅对联在朝野传得沸沸扬扬，最后也传到了曹振镛和董诰两位当事者耳里。有意思的是，这二位可能李春芳附体，或者练就了唾面自干的大神通，都没有生气，反而一半自嘲、一半自辩地说：“此时之庸碌，啼哭，颇不容易。”
这件事发生后，如果有人见到董诰，当面尊称他为“太师”，董诰一定会笑着推辞，说道：“贱姓不佳。”
这句话很好理解：《三国演义》里“董太师”的名声实在是烂大街，谁愿意跟他沾亲带故呢？就像“人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的道理一样。
直到董诰病逝后被晋封为太傅，“哭哭啼啼董太师”的说法才逐渐消失。但是，旧的对联消失了，新的段子又出来了。随着董诰、曹振镛先后病逝，京城又传出了一段词牌《一剪梅》，就是前文中出现的那首。
曹振镛在死后获得了“文正”的谥号，曹浩在死后获得了“文恭”的谥号。不过，由于“文恭”不如“文忠”，因此高务实把原文中的“文恭”改成了“文忠”。
这一改，就更显得是刻意讥笑“我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