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亥京察的结束，看似一场风波已经过去，但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下来高务实的动作并未稍停，甚至颇有些打算势如破竹、乘胜追击的意思。心学派一方更是觉得压力巨大，应接不暇。
丁亥京察事毕的次日，高务实便上疏言及此前《取用疏》得到批准之后，他与户部同僚和衷共济，终于将预定增设的两署十一司编制及规章制度拟定完毕，随时可以上呈以奏。
两署十一司之两署，即预定增设的户部审计署、户部关税署。按照高务实在《取用疏》中所言，户部也要效仿兵部“四侍郎制”，另外增设两名侍郎，专职分管两署。
朝野共知的是，户部增设两侍郎和昔日高拱在兵部增设两侍郎，其实是大不相同的。
兵部增设两侍郎，基本上只是多了两个侍郎官职。其中戎政侍郎相当于给京营直接空降一位文官去领导，在兵部内部并没有新设机构，可以说戎政侍郎的直接“下属”就是京营。
另一位侍郎则更多地像是储备干部。高拱的本意是一旦某地有事，或者某重要疆臣意外出缺，朝廷可能一时找不到人选接替，如此兵部的这位侍郎便可以直接顶上。
这位侍郎在兵部任职期间，主要任务便是留心各地防务现状，做到对各方边情都有充分了解，随时能够完美接替任何出缺的重要疆臣(一般指九边地区的总督)。那么换句话说，兵部也无需为此另设机构。
无需另设机构，意味着虽然增加了两位三品大员，但这一改革仍不能算作是“结构性”的改革，它是作为现有体系下的某种补充完善而出现的。
高务实的户部四侍郎制改革却显然不同与此，其不仅增设了两位侍郎，更关键的是增设了两署十一司，这是典型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最直观的改变，就是户部变得更加膨胀了。
众所周知，六部的地位排序是“吏、户、礼、兵、刑、工”，户部在六部之中的地位仅次于掌管天下铨务的吏部。
这一点甚至从别称上都能看得出来：吏部尚书号称天官，户部尚书号称地官。剩余四部尚书则只能靠后一档，各分春夏秋冬四官：礼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
与此同时，如果论编制规模，则户部反超吏部，同时也力压其余四部，一直是朝廷的第一大衙。[注：吏部编制不大，别说比户部了，它比兵部、刑部、工部都小，大抵只和礼部相当。]
本来就是最大的衙门，现在还要继续膨胀，而且一膨胀就要直接多出十一个司，这就太惊人了。
司是什么级别？按理说也不高，主管官员为郎中，级别为正五品，尚不及一知府。
然而大明与鞑清不同，鞑清是京官不如外官，因为外官权力既大，油水也足；大明是外官不如京官，京官不仅地位明显高于外官，而且升官容易，权力也大，同时还不像外官一样天天被都察院盯着(这里的都察院包括以都察院本职外派的巡抚、巡按)。
京官中的任何一位郎中，只要他自问行得正坐得直，是完全不虚七品御史的。外官则不然，头顶就有一位按台老爷在，哪怕你是二品布政使，见了那区区七品的按台，不少时候都得自称下官，弯腰赔笑。
况且现在六部之中的吏部、礼部、兵部、工部这四个部都各自只有四个司，而户部本就是按照十三省(布政司)分的十三个司(刑部也是)，这样你还要直接增加十一个司，不嫌夸张吗？
然而高务实不嫌夸张，在他的思维里，三省六部制中的户部本来就叫做民部，事关民生的事情按理几乎都归户部管，这如果放在后世是什么概念？
那意味着户部至少相当于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农业部、工信部、民政部、资源部、商务部、审计署、人民银行、国资委、国税总局、统计局、市监局的集合体。
与此同时，诸如交通部、水利部、住建部、文旅部等的部分职能，户部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如此来看，光按十三省来分各司，显然是不够用的，必须进一步专业化、直属化才能把各项工作条理清晰地办好，而不是让很多事情找不到对口的衙门，最后闹来闹去互相扯皮。
打个比方，就说盐务问题，广盐侵蚀淮区，南京户部始终管不好是为什么？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有一条必然不能忽视：南京户部管不着广东的财政，包括盐务。
南京户部可以管南直隶以及浙江、江西、湖广的粮税征收，但这里只是粮税，其余绝大多数财政事务仍由北京户部管辖，至于广东，那就更和南京户部毫无干系了。
换句话说，从南京户部派出到扬州的盐务官员，只能管理淮区盐务，对于广盐的侵蚀他插不上手，顶多只能上奏到皇帝面前，让皇帝来宸断并下旨解决。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南北二京的户部名义上是同级而并不互相隶属的，因此北京户部又管不着上司为南京户部的淮区盐务，如此它显然也不大可能为了淮区盐务的稳定，去责怪自己管辖的广盐——老子的儿郎们就是这么能打，你待怎的？有本事咬我啊！
你瞧，这就坏菜了。
所以高务实很反感这种行政权力被分割，导致事权不统一，各地之间互相扯皮的结构。这种分裂造成了无法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各自为政，使各种事情陷入内耗，最终损害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
因此他一直认为，光是按照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