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管理自家的京华都是习惯于自己只做规划，具体事务分配到人，他顶多把负责的几个人叫过来面授机宜一番就算放手了。因此，指望他做这个户部尚书的时候去管“二十八两银子的蜂蜜”，那是绝无可能。
洪武型财政的最大特点，就是消耗部门与纳税人直接对接，而中枢财政部门——也就是户部，并不具备中枢调控作用，这会导致什么？当然是导致在这种财政分权之下中枢没钱。
你看，每个消耗部门都拥有财政权：兵部征收军备物资和兵役，工部征收营建物资和劳役，宫廷征收皇室用度消耗……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衙门谁更强势，谁就能收更多的税。那么户部干嘛？户部就管着那点粮食和一条鞭法施行地区的粮食税。
然而即便如此，有明一朝的户部尚书也并不好当。据黄仁宇统计，1380年后上任了89位户部尚书，其中25人致仕离职、22人转任他职、16人被解职、7人死在任上、7人因病告退、3人被处死、3人被流放、1人未经允许而离职、1人死在战场上、1人自缢殉国，最后还剩下三位更神奇，堂堂地官大人，史书里居然没有详细资料说明下落。
高务实很清楚这个洪武型财政是个什么东西：朱元璋居然将这么庞大的帝国，只视作一个自产自销的农村！
他以为只需要降低田赋，安抚好农民，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可惜现实很骨感，这种各部门自给自足的财政体系，僵化而没有弹性，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该收税的人群收不上来，就只剩下一条路：把负担摊派给看起来不会反抗的老百姓。
何其嘲讽啊！这几乎跟当初朱元璋的设想南辕北辙，他最想保护的人变成了这个制度下面最好被剥削的人。
那么“洪武型财政”是如何演变成到这个地步的呢？
众所周知，明朝名义上的税率其实相当低，这跟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穷苦出身有关系。
他瞧不上桑弘羊和王安石等辈如奇技淫巧一般的扩张财政收入，而是给各地规定好了税率，把各省市的税粮收入刻在石板上，树立于户部的门堂之内。
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朕就是要永不加税。
然而正如高务实此前在《取用疏》中强调的那样，低税收的代价是国家放弃了许多政府职能，于是大明朝只能要求军队屯田自给军粮，推行乡村里甲自治管理等等。
事实上，高务实在京营改制中搞出来的生产建设兵团与禁卫军“分立加合作”，某种程度上而言都是在给朱元璋擦屁股。
然而朱元璋还不仅如此，他立下的祖制使得大明朝廷给官员发放的俸禄也很少。后来写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就感慨大明官员待遇之差，是“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
有多差呢？你以为只是银钱少？那可不止于此，洪武型财政的实物经济下，官员们的俸禄并不全是银子、铜钱和宝钞(现在几乎是垃圾了)，被折算成了千奇百怪的物件，比较着名的有胡椒、苏木等都曾被当成工资发给文武百官。
至于布帛那就更常见了，甚至各地产出的不同布、帛、丝、绢、绸、缎等等，都能给你折算一下然后当成俸禄下发，而户部很不幸就管着这个折算——你折算高了户部亏空，折算低了百官唾骂。
类比一下后世的话，就好比你在政府机关上班，平时打交道的都是各种上级文件精神、下级工作报告，然后到了给你发工资的时候，政府说组织上现在不发钱，反而给了你几百斤鸡蛋说这玩意就是你的工资，请问你什么心情？
我在朝廷上班，回家以后还要去开个杂货铺才能把工资真正换成钱吗？
所以说实话，在这种沙雕制度之下，官员很难不贪。
但是朱元璋不怕，他有他的解决方案。
他的解决方案就是用重典。他撰写了恐怕可以称之为中国第一部反贪教材的《醒贪简要录》，这里头有明确规定，贪污六十两白银就会被斩首示众，还要把皮剥下来塞进稻草挂在官府办公室作为警示，这就是着名的“剥皮揎草”。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这种血腥的镇压也没能阻止贪污，因为官员们实在太穷了，比如正德年间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去世的时候，居然穷到“不能治丧”。
最终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官员们巧立名目增收，纲银、办银、兵役、饷费等摊派逐渐失控。虽然名义上的税率低，但百姓的负担却越来越重。
官僚系统飞快黑化，终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谁不融入这种利益链条，谁就无法立足官场。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大明官僚，在经历这种“要理想还是要现实”的思想斗争时，大多都选择屈服。
于是，身在朝廷的每个人都开始拼命给自己创收，而中枢财政却一穷二白。看起来每个部门各司其职，然而各扫自家门前雪，最后形成了巨大的公共服务真空带。货币发行、商业物流、户籍统计、土地丈量等社会责任渐渐无人问津。
政府的缺位，催生了明朝中后期相当程度的基层自治。都不说其他地方，只说河南新郑，如果当地有什么事高家不点头，新郑的县尊老爷能办得下去吗？然而高家在乡梓还属于良宦良绅，换做土豪劣绅会是怎样，那几乎不言而明。
这种近乎于“民间无政府”的状态导致大明产生了奇特的社会景象：一方面，安土重迁的农民因横征暴敛而放弃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