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如今在国家大事上的最大原则，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改革加速，边疆求稳。
内改加速，从他急于推出两署十一司、收拢天下财权这两件大事就能看得出来；边疆求稳，从他不肯真让舒尔哈齐取代努尔哈赤也看得出来。
为什么他如此坚持这两个原则？真的只是为了察哈尔之战吗？不尽然。
察哈尔决战固然是国家大计，从高拱时代一直图画到现在，说是朝廷上下众望所归之事也不算过分，更加是朱翊钧眼中的头号焦点，但是对于高务实而言，他知道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场战争。
察哈尔是什么属性的一股力量？游牧，哪怕布日哈图引入了一定的农业生产，又开始学习叶赫搞商业，但归根结底，察哈尔依旧是一股游牧力量。
击败游牧力量需要什么？汉唐两大盛世的鼎盛时期已经给了后人范本：强大得反超游牧民族的骑兵力量，就是击败游牧民族的不二法宝。
卫霍是如此，李靖也是如此。尤其是从李靖的辉煌胜利可以看出，击败一支看似强大的游牧力量，甚至可以只需要一支人数并不算很多的精锐骑兵——当然前提是足够精锐。
大明的骑兵相对于左翼蒙古察哈尔而言或许算不上足够精锐，但在高务实的帮助下，大明的骑兵倘若能集中使用，实际上也并不畏惧单独一个察哈尔了。
正所谓精锐不够数量来凑，骑射不够火枪来凑。只要国力强大，依然可以集中一支强大的骑兵力量，对察哈尔打一场短平快的骑兵闪电战——正如李靖之于东突厥那样，或许细节有差，但意思大致雷同。
成祖远征漠北之所以声势浩大而战果寥寥，那是因为成祖整体力量虽强，但步兵到了茫茫草原之上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他手里的骑兵又并不足以对当时的残元形成压倒性优势，于是数次出塞，都打成了躲猫猫之战。
高务实平时老拿察哈尔之战忽悠朝廷上下对他的意见让步，却不代表他真的很担心察哈尔有多难打。对于战胜察哈尔，他的信心很足，而且预计需要的时间并不会很长。
他真正担心的，还是壬辰之战。
壬辰之战，是指发生在万历二十年到万历二十六年的明朝、朝鲜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因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又被称为“万历援朝战争”、“万历朝鲜之役”等。此次战争，看似只是明朝、朝鲜与日本三方之间的战争，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首先，由于壬辰之战耗时长，使得明朝的粮饷耗费巨大，财政紊乱，赋役加重。作为援朝前线的辽东地区，物资消耗巨大，以致于朝鲜都在战后称“辽左一路，困于辽东之役，骡子、车子都已荡尽”。
而朝鲜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土地偏少，粮食储备根本不够几十万大军的供给，因此明朝还得既出人又出物，需要从明朝运输粮饷。
但当时明朝正在走下坡路，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所以只好增加盐引、关税来筹集军饷。对此，有学者计算，关于明朝在朝鲜战场上的支出、武器装备费用与交通运输费用等，大约有两千万两以上。巨额的粮饷导致明朝三大国库太仓库、太仆寺库和京通仓储的空虚。
对于这样庞大的军费支出，明廷内部痛心疾首：“太仓入不当出，计二年后，六军万姓将待新漕举炊，倘输纳愆期，不复有京师矣”。
事实上，他的担忧并无道理，因为军费庞大，为了弥补国库空虚，朝廷只好增加税收，“其后接踵三大征，颇有加派”，致使人民负担沉重，百姓怨声载道，而这也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其二，援朝战争导致明廷内部矛盾加剧，党争激烈。先是以李如松为首的武将与以宋应昌为首的文臣，在战争中因政见不同而产生矛盾，在战后又因lùn_gōng行赏产生摩擦，双方各自为自己的阵营谋划利益。
在此次支援朝鲜的明军中，分为北兵和南兵，北兵善骑射，但他们攻城却很受限，而南兵多炮手，攻城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lùn_gōng行赏时，却使北兵居上，从而引起了南兵的不满。史载“南北军不和，军中流言传布”。
此外，东征将领频繁更替，经略由宋应昌替换为邢玠，提督由李如松换为麻贵，兵部尚书由石星变更为李祯……如此一来，朝廷矛盾重重，加剧了政局的不稳定性。
万历二十一年，当战争进入和谈期时，明朝内部却围绕是战是和争论不休。不久后战事再起，沈惟敬、石星等人受到弹劾；
二十五年，赞画主事丁应泰弹劾杨镐“贪滑丧师，酿乱权奸，结党欺君”等一系列罪名，随后，麻贵又弹劾杨镐与其副将李如梅私通倭寇，“媚倭将清正，与之讲和”。自后，杨镐被罢官。
这一系列的弹劾，反映了明朝内部林林总总的矛盾：党派之争、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文臣和武将的斗争、南兵与北兵的斗争等等，更加加剧了朝局的不稳定性，也进一步削弱了明朝的实力，为后来努尔哈赤的壮大提供了可乘之机。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援朝战争导致明朝辽东地区军事力量的削弱，这是导致努尔哈赤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辽东地区因为地理上最接近朝鲜，成为了最先派出兵力开往朝鲜救援的军队。但是，自开战以来至万历二十八年，辽东地区的九万五千士兵，能参战的仅有四万左右——这就是所谓李成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