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问题是天底下最复杂的问题，它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也不能脱离人的身份，而且还和其他任何问题都产生相互影响的作用。
如果把李如松的个性放在明初那会儿，其实并不显眼，因为在那个时期，以淮西军功集团为首的武将可以压着文官耀武扬威而不被质疑。
如果李如松不是将门的官二代，而是如高务实这样的文臣官二代(或n代)，他的处世态度也不至于有太大的后果，了不起被人说一句刚愎自负，官场上愿意提携的他的人少一些罢了。
坏就坏在他既是将门出身，又动不动就得罪文臣，仗着皇帝的宠信，生生把自己玩成了孤臣。这种情况发生在这种时期，当真是神仙难救。
以高务实这样的出身，敢于拿祖制开刀搞改革，也不敢轻易改变所谓以文御武的传统，原因其实很简单：任何居于稳定统治期的政权，都必然是文官政权。
武将相对于文官在政治上处于优势的时期，通常而言要么是开国之初挟“打天下”之余威，要么是国家大乱之际恃“挽狂澜”之实力，从来没有在国家稳定时期出现武将集团控制国家的情况。
如果有，那就意味着大乱将起。
事实上，有明一朝虽然财政制度极其糟糕，但它的政治制度是很先进且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优秀的制度。
众所周知，政治制度这种东西最关键部分就在于制衡，任何一种权力如果处于无可限制的状况，都会导致国家全面失控，无论这种权力属于谁——皇帝、文官亦或者武将。
后世提到关于明朝体制的问题，总会中枢的最高权力在皇帝，内阁的作用只是顾问，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但其实这只是明太祖朱元璋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实际上则只在洪武和永乐两个朝代真正执行过。
事实上终明一朝，就只有洪武和永乐两朝的政治体制非常接近于后来的鞑清。到了仁宣之后，因为当时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向内阁和六部转移，皇帝的行政权开始逐渐萎缩。
必须承认，这样的演变不是皇帝的初衷，但是它符合一个国家在稳定之后各级官员的诉求，而不是什么皇帝昏庸之类的问题而导致。
明朝的仁宣二帝会比清朝的大部分皇帝昏庸吗？显然不可能，但鞑清的情况是，即便皇帝昏庸，官员也不敢有这样的诉求。
为什么？这个朝廷的官员都把自己看成皇帝的奴才，又怎么敢和皇帝逐步的索要行政权？
这种转移在景泰和天顺两朝基本完成，这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同时造成的。
首先，明朝的文官敢于直谏皇帝，敢于用礼仪道德束缚皇帝，对皇帝形成了掣肘，所以他们能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权力。而皇帝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就能管理全国的政务，所以需要依赖内阁和六部大臣来帮助自己具体的执行行政权力。
这也不是什么皇帝昏庸造成的，而是皇帝实事求是的需要依赖大臣们给自己做参谋。鞑清的统治者当然也没法一个人管理国家事务，但他们与大明不同，他们自己就是少数派，团结少数派压制多数派，这个难度反而小得多——因为需要分红的人少了。
他们死守着他的权力不信任汉族大臣，而鞑清朝廷里想争取权力的也就只有汉人大臣——“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这种话，只能是李鸿章这样的汉臣才说得出来。参加“东南互保”的都是汉臣，满臣即便同意东南互保也不敢明面上加入，这就是明证。
而明朝是“多数派”皇朝，皇帝身边不可能有一小撮可文可武的铁杆保皇党，所以文官大臣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如在景泰时，景泰皇帝依赖于谦；天顺时，英宗依赖李贤。
到了弘治以后，情况就已经是皇帝越来越难控制的了。皇帝已经变成了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由。
比如正德要南巡，权力意识的大增的大臣们全体反对。而如嘉靖的大礼议、万历的国本之争等等，都是皇权与文官政权的冲突。
此时，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他们的确始终掌握着对任何事情的最终决断权，但是平时的行政权力已经几乎完全落在了内阁和六部的手里。
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懒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们都因为要权力和大臣们进行过殊死的斗争。
皇帝是权力的来源，他可以给人权力，也可以剥夺权力，并且掌握人的生死。这是他唯一可以威胁大臣的地方，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常常并不那么怕死。当皇帝撤换了一个大臣，经常会有更多的大臣站出来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力。
不是作为个体的大臣真的不怕死，也不是他们不在意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是他们也不敢违背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这就是所谓“没有人能背叛自己的阶级。”
高务实也不敢。作为文官集团的一员，甚至是领袖之一，他拥有足够强大的名望和实力，却同样不敢在这一点上打马虎眼。
他对武将的态度比绝大多数文官对武将的态度要好，但那是个人态度，外界只会说他高司徒为人随和，因为他并不是要给予武将与他平起平坐的权力。
转回到皇帝，朱翊钧与他的爷爷嘉靖同样是少年天子出身，两个人也都有着颇为了得的政治手腕，但为什么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而朱翊钧时期的国本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