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爵已到顶，权又不能胡乱伸手的二位国公爷来说，没有什么事是比赚钱更有意思的了，如果不赚钱，他们甚至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原本，赚钱这种事只是他们保持门第尊严的一种必要手段，毕竟过去也有顶着世袭爵位却把家产败空，惹得天下人耻笑的例子。而当高务实手把手将他们拉扯进海贸这个宛如抢钱的行当之后，他们才真正对赚钱有了主观意义上的兴趣，并且这种兴趣还与日俱增，几乎成了他们心目中生命的意义。
之前曾经说过，有明一朝的海外贸易从大明建国的初期就已开始，且规模愈来愈大。明朝所谓的海禁，大部分时候不过一纸空文。
当时海禁的主要目的是抗倭防倭，后世国外文献中说：“一旦海寇活动减少，政府也就失去了禁止海运的动力。实际上，多数官员对民间贸易是睁一眼闭一眼，福建大商船进入江浙港口，很少被拒绝。所以，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
不仅国外文献这样说，国内的各种史籍、文献也都如此表述。例如明人王抒就说，“国初立法，寸板片帆不许下海。百八十年以来……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舰数千，俱属于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与其绝之为难，孰若资之为用。”
成化弘治之际，即有“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到了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更多。嘉靖年间，“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退逻、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者有增无减。可以说，到了晚明时期，海外贸易发展已成磅礴浩荡之势，繁盛已极。
此时，日本诸岛是私人海商的主要贸易地区之一，是大明生丝及各种纺织品、日用品的主要市场。
“大抵日本所须，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
此时生丝价格在大明国内约每担60两银，到日本却可卖到五六百银两，毛利达十倍。而从日本输入大明的有：“互市华人的货物有金银、琥珀、水晶、硫磺、水银、铜铁、白珠、青玉、苏木、胡椒”以及土产、海货等。
据《晚明史》记载：“生丝、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遍销西班牙本土和它的各殖民地；棉麻匹头为西属殖民地土着居民所普遍消费。”
“1592年这个总督报告西班牙国王说，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的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成为中国货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
在这一时代，大明的外贸大量出超，导致美洲与日本的白银以空前的规模输入中国。“中国纺织品还经过马尼拉销售到西属美洲殖民地去，早在16世纪末叶，中国棉布已经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
“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
“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
“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
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的13。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
“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总而言之，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晚明社会变迁》一书说“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吨流入了中国”。而李隆生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认为“整个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亿两。”美国的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
反正，各研究结果虽有差别，但不管哪一种说法，都足以说明当时的大明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地位。
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期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然而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即这么多的白银，都是用大明盛产的商品交换而来的，因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之高，绝非某些人所黑的那样糟糕。
然而对于勋贵们而言，他们本身并不生产多少商品。一开始的时候，甚至可以说什么都不生产，后来在京华的影响下才逐渐涉足生产行业——比如京华后期投资的新水泥厂、新纺织厂等等。
不过他们的涉足是以依托京华的方式进行的，简单点说就是入股京华的各个具体工厂，主要参与查账和分红，但不管工厂的运作，属于比较表层的“生产”。
虽然参与了“生产”，但他们发现其他商品价值虽然翻倍，但相较而言军火才是大宗交易，几乎可以说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那种。
比如说万历十四年款京华二号重炮，张元功、朱应桢等人实际每门的毛利润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