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朝户部尚书，高务实虽然经常分心旁骛，但对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还是很上心的，更何况他一贯认为大明朝的衰败首先表现在财政上，所以对于财政方面的改革尤其关注。
实物、铜钱、白银、纸币……这都是时常盘旋在高务实脑海中的词。从朱元璋开历史倒车的全面实物税(近乎全面)，到后来的钞关，又到一条鞭法试点时期的征收铜钱，再到高拱决议推动白银货币化，实际上改革的进程一直在加速。
是的，白银货币化是在高拱时期才出现的。
在后世的影视作品中，似乎白银一贯是中国历朝历代的通用货币，明朝也不例外。但这是个错误观点，限于篇幅，其他朝代暂且不说，至少白银完全不是大明的法定货币，有明一代在高拱秉政以前并没有白银制度可言。
从历史上看，白银货币化本身发端于民间，而不是来自官方的制度设计。大明成、弘年间以后，白银经历了从官方非法货币到官方认可的合法货币过渡的时期。
到嘉靖年间，随着一条鞭法的提出和断断续续的小范围施行，白银货币化过程实质上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很可惜，并没有形成制度。
直到隆庆元年，明穆宗在高拱的建议下颁下法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
这条法令才是大明在白银货币化客观现实下，明确“银钱兼使”的第一条法令。也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的合法货币地位，而且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注：这一条是史实。】
因此，隆庆帝颁布的这条法令也可以视作大明建立银本位货币体系的证明。官方的认可与推动加快了白银货币化步伐，从此之后白银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白银货币化加快了货币流通，活跃了商品市场，繁荣了社会经济，带来了大明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此之后大明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财阀的形成、市镇私港的兴起等等，都受益于白银货币化。
也正是因此，海外白银流入是大明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催生出来的一种要求。高务实在一边想着拿下菲律宾，一边又生怕中断了美洲白银的输入，便正是由于害怕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
民间以银交易，是从金代开始盛行的。元代实行宝钞制度，曾以银为钞本，又在对外贸易中使用白银。这些都为明代白银货币化奠定了社会基础。
然而，明代白银货币化却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事实上它是朝廷官方与民间博弈的结果。
大明立国不久就建立了宝钞货币制度，为推行宝钞制度而屡屡禁用金银和铜。可是问题在于，宝钞逐渐崩坏，加之铜币原材料的匮乏，结果客观上推动了了白银货币化趋势。
洪武八年(1375年)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之后，朝廷下令禁止金银流通，后来连铜钱也一并禁止，专行纸钞。
可是由于明朝实行钞法并无贵金属或实物作为发钞准备，宝钞在流通中投放多而回笼少，初行钞法时，朝廷也未规定旧币更新办法。于是仅到洪武九年七月，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旧钞问题，才制定了“倒钞法”。
但“倒钞法”很不成功，“收换昏钞之法，本以便民，然民多缘法为奸诈，每以堪用之钞，辄来易换者”——没坏的宝钞就拿来换新，无谓的加大了成本。
由于宝钞制度本身存在着巨大缺陷，大明宝钞的贬值几乎在实行钞法后立刻就开始了。
从钞与白银的比价看，在洪武中期大致是银一两当钞三五贯；宣德七年，湖广、广西、浙江等地的商税鱼课折钞，每银一两纳钞一百贯；正统元年，“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成化年间，大兴左卫指挥使周广反映的情况更加严重，“近年钞法不行，每钞千贯止值银四五钱”。
由此可见，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宝钞贬值日趋严重，至成化年间，其贬值幅度便已在一千倍左右。
宝钞的日趋贬值使得宝钞流通不畅，时人称之为“钞法阻滞”。早在洪武二十一年时，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其实不只有宝钞，还有其他金银及缎匹、米谷等实物代用品。为了维护宝钞币值，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神奇的推出了一个禁用铜钱的法令。
这个禁铜法令导致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明初以钞为主、以钱为辅的货币制度遭到破坏，反而造成了民间用银现象的增多。以至于洪武末出现“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践，一以金银论价”的局面。
宝钞日益贬值，得不到民间的信任，发生了逐渐退出民间流通领域的状况。但是朱元璋对此很不服气，于是在洪武三十年，他又一次祭出法宝：禁止以金银作物交易物。
不用说，朝廷的法令再怎么威严，也没法和现实需求对着干，这道法令并未能真正禁止得了民间白银的使用。
白银货币化是从民间开始的，这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冲击着大明朝的货币制度，迫使朝廷中枢接纳和认可这一来自民间的巨大力量。
正统元年(1436年)，户部尚书黄福(注：看过按广西卷的读者，还记得高务实拿下安南后我曾经写到过此人，对他很是夸赞了一番的吗？)上奏皇帝：
“宝钞本与铜钱兼使，洪武间银一两当钞三五贯，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