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午饭，高务实又去了户部，不过由于黄芷汀回京的缘故，他下午便掐着时间回到了府里。
刚回府，便被告知说成国公派了人过来。高务实一听恍然，这才想起朱应桢不是不肯亲自来，他只是被皇帝抓了壮丁，今天上午刚出发去天寿山代祭去了。
实际上如代祭之类，算是几位国公爷现在最主要的差事，而且由于是代替天子进行，所以礼仪很大，万万马虎不得。翘班是不可能翘班的，只能派人来见他了。
但来人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向高务实说，他只是带来了朱应桢的亲笔信。信是写给他家在日舰队的，里头没有说明任何情况，只是要求他们随时听从京华的调遣。
这就够了，因为朱应桢家里的船队规模仅次于京华，是其余各家勋贵默认的“带头大哥”，他家舰队完全听令，别家的肯定就一并照办。
那么，舰队巡航九州岛的事情就算办完了一大半，具体执行高务实懒得多问，反正也出不了什么岔子。
日本的“水军”虽然至少也有几十支之多，但其实都不过是些规模大小不一的海贼罢了，在日本也称为“海贼众”，在后世比较著名一些的基本都进了游戏，什么熊野水军、村上水军、盐饱水军、五岛水军、安东水军、丹后水军、淡路水军、丰后水军、坊津水军等等。
别看名头全是“水军”，好像很正规的样子，实际上很多都不过只有近海航行的能力，也没有什么大船，能有几艘安宅船就算大势力了，在海贸同盟面前根本不敢大声说话。
当然，这是肯定的，毕竟当年五峰船主不过是大明的海贼头子，在日本都敢号称净海王。
说到这里，倒要顺便提一嘴：汪直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沥港事变后远走日本，就是呆在九州岛的地盘上“称王”的。
据田汝成《汪直传》载：汪直“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不过此处所谓的“萨摩洲之松津浦”之说有误，乃是弄混了，其实汪直在日本九州岛的基地是肥前国的平户岛。
汪直过去的时候，差不多便是日本“甲相骏同盟”(武田、北条、今川同盟)达成的前后，而西国九州岛那边则还没有出现任何一家独霸的趋势，大抵非常混乱。
汪直所在的平户岛，这个“平户”可能不太出名，但如果说“长崎”，大家应该就很熟悉了。当时那里由一位势力不算很大的大名所控制，名叫松浦隆信。
此人是松浦氏的第25代家督，松浦兴信之子，法名道可。松浦氏是以肥前国南、北松浦郡为中心活跃的豪族。因为拥有地理位置相当优越的贸易港平户而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也正由此，松浦家一直受到临近的有马、大村、龙造寺等家的垂涎。
隆信在继任家督后，臣服于崛起的龙造寺家。然后大力发展平户港的贸易，使得松浦家得到空前的发展。他在对待领内布教(天主教)和对外贸易上表现得很积极，与汪直的私交也很好——当然，那是利益纽带所带来的友谊。
在汪直那次去称王的差不多早十年之前，葡萄牙人为了寻找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之国前去日本，在种子岛遇难，是汪直将他们带到了平户，并在松浦隆信的热情接待下，开启了日本与欧洲的海上贸易。
当时其中一条葡萄牙船上还搭载着前来远东传教的基督教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沙勿略，他藉此机会第一次将天主教传入了日本，而且仅仅在一个月内，平户便有200人因他改信天主教。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在经济或文化上，汪直对日本都造成巨大的影响，这也是后来日本松浦史料博物馆外会有汪直铜像的原因。
不过，无论是岛津家控制的所谓“坊津水军”，还是松浦家控制的“三岛水军”，当初面对京华舰队的时候都直接选择了避战。
这很好理解，因为海军作战和陆军大不相同。纵观古今中外的战争史，在陆军方面都经常出现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可是海军就很少出现这种例子。
大海之上目无遮挡，躲无可躲，双方的视野都处在相同的情况中，打埋伏是很难的，老远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你船大而且船多，你就是优势方，几乎必胜；你船小而且船少，你就是劣势方，几乎必败。
这就是为何原历史上葡萄牙和荷兰海军都在南中国沿海被大明打崩的原因。他们当时其实占了船大的优势，而且武备也更先进，可惜大明海军即便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但至少家门口作战时的数量优势依旧巨大，生生把葡、荷两国的单舰优势用令人咂舌的数量优势给碾压了。
而岛津、松浦当时面对京华舰队的时候，无论单舰质量还是舰队规模都是被碾压的一方。彼时日本人那种两三百料的小船如关船、小早船(这是海贼们拥有最多的，而安宅船基本就算他们的主力战舰了)，在京华的数十艘单舰1600料的武装运输舰面前不啻儿童玩具。
那局面就好比对方拿的是ak47，而你手里只有一把小孩子玩的破木剑，那还打什么？因此当时两家的反应都很理智，主动派了一艘小船过去，客客气气地询问客从何来。
后面的事不必细说了，京华的这批客人不是来打仗的，于是双方开始做起生意来。而且有鉴于京华展示的海上实力太过惊人，比当初的五峰船主还夸张得多，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