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兵部、蓟辽的换血当然会带来不少变化。首先内阁方面，实学派高党的话语权相对而言略有削弱，虽然还是两位辅臣在阁，但由于梁梦龙新晋，高党一系实际上是用一个武英殿大学士换了个东阁大学士。
当然了，这个削弱并不算大，毕竟内阁的组成是“我大明自有国情在此”，首辅话语权最强，次辅就差了不少，其余诸位都是“群辅”，虽然资历有别，话语权倒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具体还是要看各人的政治影响力。而问题就在于，张学颜的影响力的确比梁梦龙更强一些……
总的来说，内阁方面有一点点削弱，但影响不大，处于局面可控状态。而兵部方面，实学派或者说高党反而进一步强化了。
随着一系列调动的完成，现在兵部五位堂官之中，仅高党一系就占了三位：兵部尚书周咏，左侍郎宋之韩，左侍郎兼协理京营戎政韩楫，而两位右侍郎则都是中立派，可以说兵部基本上是高党的一言堂。
这里要说明一个情况，从部内排名和分工而言，宋之韩的那个左侍郎其实更像是红朝的“常务副xx”，其责任相当于“协助兵部尚书抓全面”，所以他的排名在韩楫之前。
而韩楫的工作则有明确的倾向性，就像高务实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一样，兵部左侍郎这个本职是为了给“协理京营戎政”作为基础存在的，实际工作主要是协理京营戎政——协理这个问题此前说过，文官的“协理”，在实权上完全碾压武臣勋贵头上的“总理”，所以韩楫现在其实就是京营的主管官员。
在高务实施行京营改制之后，京营二分，出现了禁卫军与生产建设兵团并行的局面。从那时候起，协理京营戎政的权力实际上出现了飞跃：既是禁卫军实际上的直接领导，又控制着一股强大的财力。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此时的协理京营戎政在实权上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而考虑到兵部又是实学派的主要阵地之一，这个位置算是默认被高党掌握的。
当然，从当下朝廷的大局上来看，这个位置也必须留给高党，因为虽然中枢有高务实坐镇，但谁也不敢打包票“开藩禁”一定能一帆风顺，万一某地出现了举兵造反之类的事，京营不在高务实的控制或者影响之下，那是可能出大问题的。
宋之韩和韩楫都是高拱嘉靖四十四年的门生，高务实和他们的交情差不多二十年了，而周咏虽然能力一般，但他比较有自知之明，特点是听话，这基本上保证了高务实对兵部的强大影响力。
吏部方面，除了陈于陛这个尚书是受过高务实之恩的，左侍郎涂梦桂同样是高拱门生、嘉靖四十四年进士，这可以确保吏部也在高党控制之下。
从以上局面来看，高务实在朝廷最具实权的吏部、户部、兵部都处于核心地位，也就足以保证实学派改革可以继续推进，而这也正是皇帝所需要的。
如果纵观现在的内阁和六部等中枢衙门，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在当前的主要重臣之中，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已经形成主流，如果稍微扩大一些看，以嘉靖四十四年这一科为标的，朝中重臣基本都出身在这一科的前后一两科的范围内。
按照大明的政治习惯，下一次的重臣主要群体，大概很有可能是出身于隆庆五年那一科，而再往后则还不好说——如果迭代很快，则可能是万历二年那一科，不过这种情况不常见，正常来说可能是万历五年那一科。
不过，资历虽然是重臣们成为重臣最关键的考量标准，但辉煌的事功也可能让进入重臣集团的时间提前，比如高务实就是这样的怪胎。
但不管怎么说，任何大明朝的官员——尤其要考虑大明朝已经是个两百年的皇朝，因此资历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而言要比事功更加重要，故高务实成为尚书级重臣已经非常非常例外。
再加上他成为尚书的时间也才不到一年时间，短期内已经不可能再进一步由尚书进入内阁，因为这样做的话，对于约定俗成的“制度”打击就太大了，可能造成将来“幸臣肆意”。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就好比在红朝基本上不可能出现三十岁的副国级道理类似——你可能能力很强，政绩辉煌，但提拔你一人而破坏组织制度，那是万万不可取的，即便破格提拔，也只能比一般人快一些。也许快个十年、十五年，但通常不可能快二十年。
举例来说，张居正考中进士非常早，年仅二十二岁(实岁)，然而等他因为运气极佳、在隆庆元年以裕邸旧臣身份混成东阁大学士这个末辅时，也已经四十二岁(实岁)。原历史上他成为首辅是因为阴了高拱，但那时候他也四十七岁了——请注意，这已经是大明朝非常罕见的年轻首辅。
因此大明朝的特点显而易见，事功固然要赏，但能不能进入内阁关键是看资历：在这个资历中，最重要的是他中进士的时间和成绩，成绩是基础项目，而重点考量的是时间；次要考虑的是他首次成为六部堂官(尚书、侍郎)的时间，且不包括加衔外任的伪堂官，比如以右都御史或兵部侍郎出任巡抚或以兵部尚书衔出任总督就不算；至于事功，不好意思，那个是最后考虑的项目，且通常只作为加分项考虑。
按照这种原则，一般来看高务实要成为阁臣，应该处于什么时期？应该是在万历二年或者万历五年那一科的进士成为重臣主流时。而如果说高务实此后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