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的上疏时机挑得极好，其时间是万寿节前两日。
前两日为何是个好时间呢？因为大明朝的万寿节是与“元旦”和冬至一并重要的“三大节”之一，万寿节全国放假三天——皇帝圣节(生辰)的前一日和后一日都是放假的。
也就是说，高务实上疏之后只要内阁和皇帝当日没有完成票拟和御批流程，那么《革新驿站疏》到底能不能被朝廷接受，就要推辞到节后才会有定论。
万寿节的这三天时间，实际上是高务实特意留给朝廷仔细审视此疏内容的。当然，圣节正日可能没那心思，因为那一天有大朝。
这里要先明确一下有明一代早朝的定义，大明的朝会分为三种，分别是大朝、朔望朝和常朝。
朔望朝是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举行，其性质如同大朝，也在皇极殿(原奉天殿，由嘉靖改名)，但只是朝贺，不讨论政事。
常朝即经常所说的早朝，明代的早朝日其实还有午朝甚至晚朝，但晚朝因为并不是常态化的，故无须多做解释。单说常朝，它其实就在奉天门举行(嘉靖时改名皇极门，即现在故宫太和门)，这个是正经处理政事的“朝”。
而大朝则是只在正旦、冬至、万寿节举行特殊朝会，其性质就是百官向皇帝朝贺，属于礼节性的，规模一般都很大，但通常是不会处理政务的。
顺便说一句，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三大殿因为再次被雷火烧毁，而且蔓延的更广，使得文楼(今体仁阁)、武楼(今弘义阁)，奉天门(今太和门)，左顺门(今协和门)、右顺门(今熙和门)及午门外左、右廊亦被烧毁。事后，嘉靖帝不得不设朝于端门并下令重修遭到损毁的各建筑，嘉靖四十一年(1562)九月重修完毕。
但是这次重修，极大的缩小了原三大殿的体量，以致建筑与三层月台比例关系失调。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大概率应该是当时朝廷由于南倭北虏而财政亏空严重，而不知道是出于何种心态，在重修完成之后，嘉靖就给三大殿改了名。
缩小后的奉天殿，嘉靖帝下令改名叫“皇极殿”，华盖殿改叫“中极殿”，谨身殿改叫“建极殿”。很显然，除了代表皇权的皇极殿之外，三大殿的另外两大殿都有一位冠以其名的大学士：首辅从此之后都是“中极殿大学士”，而次辅便固定为“建极殿大学士”。
万寿节大朝还有一日才到，众臣工相对而言还算有空，可以忙一点私事。但真正有空忙私事的官员其实也不多，稍微上点档次、进入权力核心或者核心边缘的官员们在这一日都很忙碌，他们都忙着串联商议在万寿节后应该拿出什么立场来面对本次高司徒所上的《革新驿站疏》。
先说实学派自家这边。原本高务实这道疏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割自己京华的肉来配合朝廷改革，理论上大家应该都是表示夸赞的才对，然而事实并没有那么顺利，不少实学派官员对此持保留态度。
这是为何？当然也是因为利益。
京华是一个巨无霸级别的商业集团，它的主体当然是高务实“全资”的京华本身，但平时所称的“京华”其实模糊了一个概念，即此刻的京华实际上分为狭义上的京华和广义上的京华。
狭义上的京华就是高务实全资的这个京华，包括其名下各个产业，如各类矿场、铁厂、造船厂、水泥厂、港口、舰队、瓷器厂、柞丝厂、盐场乃至于商社、银行、物流等一大批工商实体，甚至还可以包括极具京华特色的“顾问团”——南疆各国的太上皇机构。
这些实体的主要特征，就是高务实的决定即最终决定，理论上他做任何决定都无须过问其他任何人。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在这些实体当中，他个人持股100，所以他的决定等同于整个股东大会的决定。
但除了狭义上的京华之外，还有广义上的京华。何谓广义上的京华？比如北洋海贸同盟虽然是一个“同盟”组织，但是毫无疑问在一般情况下还是高务实说了算的，这个组织也一贯被视为“京华系”。
可是北洋海贸同盟真的就是任由高务实怎么处置都可以的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同盟还有其他“持股人”和“代持股人”，这些人都是有自己的利益考虑的，高务实即便拥有决策权，也不可能完全不在乎他们的想法，很多事情的决断也就都需要考虑他们的利益。
这个道理很简单，高务实若不能用利益说服他们，去年远征吕宋的就不应该是海贸同盟而是单单的京华自家了。
不如回顾一下去年的吕宋远征，看看海贸同盟中除了京华之外的大股东们出力多少吧。
当时，靖难系各家勋贵有三国公、十三候(包括外戚封侯)、二十一伯(也包括外戚，但未包括李成梁)。高务实说服了他们，因此那次出兵吕宋，勋贵们一共贡献了武装运输舰96艘，合计共有舰载火炮高达2600多门，其中二号长重炮就有768门。
这个力量有多大？高务实敢这样说，在排除如当年“神风”那种极端情况之后，即便如今的日本数十家水军全绑在一块儿，正常来讲也打不过这支“勋贵舰队”。
而且这还可以对比一下，京华本身当时出动了北洋舰队的主力，其核心为一艘sān_jí风帆战列舰、两级四艘风帆巡洋舰，另外按计划出动了49艘武装运输舰，最后额外出动了新下水服役不久的两艘实验性高速侦察舰“左翼轻骑兵”号和“右翼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