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万大军，这样的规模在古代战争中是很难进行集中指挥的，即便强行集中，带来的更多也可能只是指挥失灵等各种灾难性境况频发。而且从物资补给的角度而言，六十万大军的供应堆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更是灾难中的灾难了。
不过即便高务实将六十万大军分作四路，但他本人所处的这一路仍然兵力雄厚。哪怕分出五万遮蔽侧翼之后，十五万大军进驻大宁也不是玩笑事，这对于重建不过数年的大宁城来说也是相当大的考验。
大宁城中本来就有部分驻军，高务实切实带来的只有十三万左右。从喜峰口来大宁，这条路线是去年秋冬时曹簠走过一次的，这次高务实领军前来同样也由曹簠伴随，当然中军之中则依然高高飘扬着“禁卫军司令戚”的大纛。
大宁城自去年起便已经开始做屯驻大军的准备，城中的储粮十分充裕，即便之后没有额外输入，光是储粮便已经足够二十万大军食用两年之久，另外还储存了一些腌肉、鱼干、风干肉之类，可以说不惧坚守。
二十年的长期积累，数年来的专门囤积，这才是高务实敢于一次动员六十万大军打一场浩大决战的底气。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场仗的军事属性远不及政治宣誓重要，因为一场战争的准备充分到如此程度，装备也占据优势，兵力更是悬殊到几乎十倍的决战已经基本上不存在输的可能，唯一要考虑的就是“需要一场什么样的胜利”。
正如之前戚继光所言，打游牧的最佳办法是一次绝佳的战术欺骗加上突然袭击，完成霍去病式或者李靖式的犁庭扫穴，要尽量争取一锅端。
不过，对于“中兴大明”的一场宣誓性战争，高务实需要这次胜利具有更多政治意义，才会不断加强对皇帝的劝诱，让他认为只有大军围剿方能充分展示大明的威严。
这显然给军事指挥带来严重困扰，毕竟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单独战场上没有直接指挥几十万人和几百万人的例子，因为军队根本无法展开，而且军粮消耗也是问题，所以都不可能脱离补给线带五六十万人或上百万人在一个地方作战。
即便是人类大规模作战的巅峰，二战时期苏德战场几百万大军厮杀，那也是在极其宽大的正面展开，是由多个战役共同组成的，不能看做单独战场。
二战时期已经是机械化大生产到达较高水平时发生的战争，在农业社会则绝无可能。整个战争投入人力达到几十万人或几百万人，有还是有过的，不过纯战斗人员几百万人就没有过。即使几十万人的战争，在封建社会晚期也需要举全国之力，哪怕大明这种大一统集权下的农业社会，其动员能力是有极限的。
事实古代战争并没有想象的复杂，因为通讯手段非常有限，除了靠喊、靠望就是靠脚来准确传达讯息。
因此一般而言，一场地区性战役里能指挥的人数十万就已经非常非常高，就古代生产力与运输能力来说，超过二十万在一个地区上就没有办法有效控制军队。更有甚者，前线指挥官增多等于意见的不统一，增添大量不必要的意外，故而有时候人数反而是混乱的来源。
也正因如此，大明才会在大规模战争爆发时由皇帝赐予主帅尚方剑来确保全军能够统一思想，避免指挥紊乱。
一场战斗中，一个地方能塞下的人是有限的，不会因为国力与将领领导力而可以进行压缩或提高。冷兵器时代大部分战争，都是以几千人为一个部分做单位运动，过万人则是一整只军队，过十万那一定就达到了战役级的水平。
一个地区战役里，一个指挥官统领几万人，之后分为几个数千人或万余人的分队，每个分队由指挥官的嫡系人马指挥，而地方上的战斗几千人就是极限，更多的人则意味着更大的战场。
比如一支五万人的部队，分为八个五千人队，依次序对最高指挥官负责。地区战役的指挥官按照他对地形的理解分配这些五千人队，之后自己的本部兵马坐镇在可以随时支援各地要冲的位置。
此时可能会面临有大量道路而战略任务是防守而非进攻，于是很可能八个五千人队全部分出去纵向防御避免敌人迂回包抄；也有可能地形是狭窄的，兵力无法展开，一个通道只能放一个五千人队或者两个，其余的则要拉开一定距离方便有缓冲空间。
由于开打后基本不可能及时、准确的传达命令，所以大部分时候，命令都是提前得到了预知，指挥官会把自己对战局的理解和战略需求讲解给嫡系的将领，而显然指挥官不可能亲身考察所有地形，因此前方战场就有赖于一线将领的执行能力。
比如东线的预期情况是防守，西线则是进攻，指挥官最初的命令是这样的，并且给出了减少损失和如果作战不利可以撤退或停止进攻的保底标准，那么前线将领就不会傻到拼死作战，而是执行指挥官的战略需求。
这时候就主要考验地方指挥官对前线的控制力了，而除非有特殊情况与意外，否则大部分情况下传令兵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因为的确很难做到实时传送命令。假设是必须进攻打下来或死守的情况下，在开战前都做过交底，基本不会在战役开打后开所谓的指挥系统来调度部队。
当然，让预备队进行战术支援是可以的，可如果指挥官观测或无法判断前线情况，那还是要依赖最前线的部队靠传令兵来寻求救援，这样一来一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