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周咏这番话让皇帝颇为满意。
朱翊钧也不觉得舒应龙本人会和倭寇有什么勾结，因为这太不合常理了。且不说什么文人士大夫忠君爱国之类，就说舒应龙作为漕运总督，其工作范畴与倭寇八竿子打不着，勾结倭寇对他有何意义？
若说江南沿海某些官员的家庭早年或许参与过一些与倭寇相关的活动，那其实还好理解，毕竟倭寇之乱的实情是什么，高务实早就和他说过，不过现在也不好追究了。而舒应龙是广西全州人，那地方在桂北，紧邻湖广永州(今湖南永州)，离海千里，所以他的家庭环境也可以确保他早年就和倭寇毫不相干。
当然，如果非要说他有接触倭寇的机会，那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毕竟他早年做过东莞县令，后来还一直做到广东布政使，之后才调任贵州巡抚，然后总督漕运。其在广东的那些年里，他还是有机会与倭寇接触的。
但根据高务实前几年的报告，以往常去两广的倭寇与常去福建的倭寇几乎都是同一拨(但分很多股，互不隶属却有勾连)，而那一拨倭寇被京华扫荡过后，最终与京华打了一场闽海海战。
此战倭寇大败，力量基本损失殆尽，剩余一些手上没沾过血且属大明户籍的假倭经过辨别遴选，部分被京华吸收，然后派去了东番(台湾)开荒。
换句话说，即便舒应龙在广东接触过倭寇，他接触的那些人要么已经葬身鱼腹，要么就去享受瘴气了，不可能是此次劫掠漕船的倭寇。
除了这些之外，皇帝更满意的就是周咏这种不攀扯的态度。朱翊钧早前曾与高务实说好，前线打仗的事交给高务实，后方稳定的活他皇帝陛下包了。既然后方稳定都是他的活，那现在漕军出了这么大的变故本来就有点糟糕，如果还因此大肆牵连攀扯，只会造成更大的动荡，到时候一旦影响前线作战，他到时候面对高务实怎么说呢？
作为皇帝，他或许不必担心高务实冲他发怒，但人总是要脸面的，自己前脚刚答应得好好的，后脚就出了大麻烦，皇帝陛下不要面子啊？
另外，申时行作为首辅，刚才提出的观点虽然与朱翊钧的心思本不太相符，但现在经过周咏这么一说，忽然又似乎有道理了，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老成谋国之言。
朱翊钧做了这么多年的皇帝，经验早已足够丰富，对于文官话术十分了解。除了不支持武力解决之外，申时行剩下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想撇开舒应龙的责任，把罪责往海防上引。
海防不归心学派管，那是兵部的责任，同时由于户部现在有了关税署，关税署下属又有税警总队，因此也有责任。归根结底就是海防如果有问题，责任全在实学派，申时行那番话无非就是强调这一点。
但皇帝不在意这些，党争这种事，他作为皇帝早已习以为常。对于皇帝而言，禁绝党争根本不可能，何况他也没有理由非要去禁绝。毕竟对于皇帝而言，臣属有矛盾才好控制，要是臣属完全一心，那反而会很麻烦，甚至搞不好还很危险。
平心而论，高务实主导实学派是皇帝能放心的，但如果朝廷上下全都是实学派，那即便他对高务实再放心，也会感到不安。
党争不是皇帝在意的事，他在意的是申时行这么一说，舒应龙的责任虽然轻了，但同样也就意味着平息此次事件未必需要动武。
一开始朱翊钧很生气，的确是想着要武力平定的，但经申时行和周咏这么一说，他认识到现在的确不是动武的时候。
伐元一战已经把整个九边的力量使用了绝大部分，而南方也不安稳，宋良佐与刘綎正在准备围剿播州杨应龙，这又要动用西南大部分机动兵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开一场大战，而且还是在东南财赋重地开战，即便朝廷积累了十几年，恐怕也支应不了。
至于申时行的建议，即减免暴动漕军要赔偿的那四成损失，朱翊钧现在想想其实也未尝不可。别看烧了上百艘船，其余漕船也各有损失，但漕船不是海船，体积本来就小得多，这批损失远远不足以让朝廷觉得有很大的负担。即便加上船上的贡赋，对于此时的朝廷而言也损失得起。
朝廷在京师周边是一贯有储量的，以往按例都是储备四百万石，高务实这两年另加了一百万石，所以伐元之战开战前京师储备高达五百万石。
这批储量如果是用于征战，那或许不能算绝对充足，因为征战消耗主要是消耗在运输途中，但如果只是保证京师的口粮，这笔存粮就足以称得上万全了。
北京城的居民约十三万四千户，以每户五口人计，此时期的京城总人口约六十八万人，加上生产建设兵团和宫中各种服务人员，目前京城总人口大概在八十余万。
一石约一百二十斤(石为体积，故重量其实不固定)，至少可供一人食用两个月，五百万石存粮意味着可供京师食用一年以上。而民众一般都有存粮，勋贵高官和富商之家更多，所以实际上京师储粮即便没有外部输入，也能保证两年不会缺粮。现在继续保证漕运，不过是习惯使然，有备无患罢了。
因此，不过分追究漕军责任，朝廷本身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不过这事儿……似乎是户部的当管，是不是应该问一下高务实的意见？
朱翊钧想着，便道：“财赋之事为户部当管，大司徒如今人在大宁，且派人去捎个信，问一问他的看法吧。至于漕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