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觉得毫无头绪是理所当然的，以他的政治思想基础而言，显然有很强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但他的毫无头绪对于高务实而言却可能不算什么难题，因为高务实手里有直接的办法。
这个办法不是高务实自己想出来的，他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恰好站在了一位与朱翊钧同姓的伟人肩上。那位伟大的改革家顶着国际国内巨大的压力，为他那个时代的中国改出了光明璀璨的未来，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解决办法主要就是两个：分税制和转移支付。
在高务实看来，财政事务是理解国家治理体制的重要切入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仅财政行为本质上就是治理行为，甚至治理行为本质上都是财政行为。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每次财政制度改革，都会对央地关系、区域关系、乃至于后世的****产生重要影响。
有明一朝早期的财政体系与后世红朝早期的财政体系几乎正好相反，大明是中枢财政能力极差而且财权还少得可怜，这一点在本书前文中已经反复强调，这里不再赘述。
红朝早期则是中枢高度集权、大包大揽的“统收统支”财政制度。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统一上缴中枢，地方支出再统一由中枢拨付。当时这么做是有原因的，是为了解决革m战争中形成的分散管理、分散经营的财政经济状况，筹集新中国早期所必须的建设资金。
但在80年后，红朝采取了相对分权的“包干制”财政制度，原则是“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与之配套的是“利改税”制度。
这个改革的背景是70年代地方出现了财政赤字，再加之改开之后需要配套的财政制度，给予地方经济自主性同时给予财政自主性，于是有了“交齐国家，剩下都是地方”的分灶吃饭做法。
利改税是将国企原来向国家上交利润的大部分改为征收所得税，从而把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通过税法固定下来。但是很显然，这项制度并不完善，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于是94年后，红朝采取的是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分税制改革”，与之配套的是成立了“国税”与“地税”两套税收系统。
改革的直接导火索是80年代中枢穷到曾两次向地方借款，而根本原因则是中枢为了提高“两个比重”，即税收占gdp的比重和中央税收占全国税收的比重。
请注意，在80年后到94年前这个时间段，红朝的情况就和大明“大户部改革”之前有些相似了。
世界银行在2002年2月的时候曾经表示，认为那段时间的红朝财政体系是一个“环环相套的财政联邦制”。它的说法是这样的：“尽管中枢政府确定了该体系宽泛的轮廓，但它仅与各省直接打交道。
例如，它设置了与各省收入分享的规则；接着，各省分别与其下辖市确定收入分享体系，市再与县，这样依次进行。支出的划分同样如此。因此，尽管红朝是单一制的政府体系，但这些制度安排却使其具有强烈的联邦制特征。”
“联邦”这个词用在此处，其表述的主要意义在于：中枢拥有理论上的绝对权力，但地方拥有实际上的较高自主性——这是不是很“大明”？
红朝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分税制的细节远比大明复杂，这里不多表述。但是，其结果必须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的财政能力被削弱，依赖上级拨付。
这种“拨付”，实际上就是中枢基于地方的补助，一般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而转移支付又分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一般转移支付，又称均衡性转移支付或财力性转移支付。它不指定用途、地方可自主安排，目的是为了均衡地区间财政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
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服务于中枢的特定政策目标，一般与地方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结合，需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用途来进行使用。
高务实当时作为在基层政府工作过多年的年轻干部，算是亲身参与了这方面的实践，再加上他是学法律出身，后来又进修的经济，因此对这些事情算得上门清。
当时的分税原则有五级财政体系的分税，其中每一层级的上级政府都有权制定与下一层级的分税制方案。其共同规律是：财权层层上解，事权层层下压，越是末端层级的政府，其财政状况越是窘迫。
正因如此，当时高务实在基层听人开玩笑说过，“中枢富丽堂皇、省里风风光光、市里摇摇晃晃、县里拆东墙补西墙、镇里全是哭爹喊娘”。
不过这个说法只是基层干部自嘲，其实大家都开过无数的会议，早就统一了思想，也知道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所以，自嘲归自嘲，倒也没什么人是真从思想上抵触这一改革的。不得不说，当时的中国人完全没有理由自卑，至少这样的精神在国外就几乎没几个官员能够具备。
中国人从古至今都一直坚信，舍小家为大家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以至于很不理解西方人那种“只要我自己高兴，管别人死活作甚”的所谓自由。
转移支付，就是这种思想的升华。所谓转移支付，用最朴实的语言来表述，大抵就是从富裕地区收税，投入到贫困地区的基础建设之中，以此来尽力拉近地区发展水平，抵御地区发展在过度自由下的“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打造一个更加公平、稳定的社会大环境。
红朝这么做，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