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来翰林院的高务实对赵志皋印象深刻的主要原因，除了此公在史书记载中那宛如受气包的形象之外，还有一条就是：他是隆庆二年戊辰科金榜群星之一。
这里所用到的“群星”这个词，自然不是后世“群星”的那个意思，而是指这一科人才辈出，群星璀璨。
隆庆二年戊辰科金榜，是嘉隆万三朝众多金榜中含金量颇高的一科。这科出的厉害人物着实不少，光是高务实立刻就能想到的内阁首辅就有四人，分别是王家屏、赵志皋、沈一贯、朱赓，金榜排名分别是王家屏二甲第二名、赵志皋一甲第三名(探花)、沈一贯三甲第五十六名、朱赓二甲第七十五名。
这里面最神奇的是沈一贯。按例，大明进士金榜位列三甲第三十六名开外者，很少有进内阁的先例，但沈一贯名次已经到了三甲第五十六名，居然还能入阁，手段之高明可见一斑。
除了四位将来的首辅，还另有三名阁老，分别是张位、陈于陛、于慎行。至于本科状元罗万化这一类做到过尚书级别高官的，那就更多了。
这其中，张位和陈于陛已经成为了本次太子出阁读书的经筵讲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两人从现在起就可以看成储相了。
但奇怪的是，赵志皋和王家屏在金榜上的排名比陈于陛和张位更靠前，却没有成为讲官。
这里头当然有时候会有很多原因，不过高务实猜测，本次遴选太子经筵讲官除了看重讲官的个人能力之外，背后肯定有朝中重臣的影子，所以身为探花的赵志皋，和身为二甲第二名的王家屏才因此失去了这个大好机会。
张位能脱颖而出，肯定是靠李春芳这个座师恩相；陈于陛的情况复杂一点，想来以陈以勤的为人，不太可能出面推荐自己的儿子，多半是高拱等几个辅臣都觉得陈于陛各方面资格都达标，而他父亲陈以勤在内阁又是个中立派，因此都有争取之意，于是就都乐得送个顺水人情，陈以勤领情也好，不领情也罢，反正总犯不着得罪他。
而赵志皋和王家屏的情况就不如他们俩人了，按理说他们的座师也一样是李春芳——人家是主考官嘛。但他二人的卷子可能不是李春芳亲自点的，因此房师另有其人，且多半是身在翰林院或者国子监的清贵官儿，实权不够看，无力与内阁大佬们争这个推荐权。
所以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呐！
至于于慎行，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是张居正十分看重的学生，历史上张居正对他颇为关照，可是当刘台案爆发、夺情案进入g潮，于慎行却力劝张居正不要一意孤行。更狠的是，刘台被捕后，满朝上下无人敢去探视，于慎行却果断前往探望，结果将张居正开罪得不轻，还联名上疏请万历帝收回夺情成命，以至于张居正把于慎行叫到跟前责问说：“我对你不薄，你何以如此报我？”
结果于慎行回答：“正因为您对我不薄，学生才不得不如此，夺情有违祖制、不合规矩，您是百官之首，当为天下楷模。”但显然尝到权力滋味的张居正听不进去。
后来张居正死后遭清算，万历下令抄家。于慎行在这种情况下，却又不避嫌怨，写信给主持此事的丘瞬，请他照顾张居正八十多岁的老母和不成年的幼子。丘瞬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听了这句劝，给张母保留了住宅和足够赡养晚年的土地。于慎行因此受到朝中一片赞誉。
高务实此前自己思索徐阶与高拱之争的时候，采信的不少史料就出自于慎行的《谷山笔尘》，原因无他：高务实相信于慎行的人品操守远胜于王世贞。
当然于慎行的操守之所以获得高务实的信任，并不仅仅因为这两件事，毕竟这两件事都有可能是故意为之，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清誉——高务实自己所为的养望，其实也同这些事情很有些相似之处。
他真正欣赏甚至佩服于慎行操守的事，是国本之争中于慎行的表现：此时，万历的长子朱常洛已经九岁，是妃子所出——但这个妃子原本不过一名宫女，万历当时也只是临时起兴，谁知就珠胎暗结。实际上万历不喜欢此妃和她这个儿子，他想立的是郑妃所生的皇次子。
但是在大明，名分是极其重要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早已深入人心，万历自己也是这种思想的受益者。皇后无子则无嫡出，但立长又轮不到郑贵妃所生的皇次子，万历不好把这一想法明说，故而迟迟不立太子。
满朝文武见皇长子日渐长大，不能正位进学，当然非常着急。于是自万历十七年起，不断有人提出立储问题，请万历早建东宫。
于慎行身为礼部尚书，对此事当然义不容辞。他连疏极谏，言辞颇为激烈，万历非常生气，再三降下严旨，贵备于慎行“以东宫要挟皇上。”
于慎行回答说:“册立之事，是臣部职掌，我如果不说，是为失职。请皇上速决大计，我宁可弃官归里。”态度极其强硬，丝毫不肯妥协，因为在于慎行看来，原则就是原则，原则问题不容谈判。
万历当然更不高兴了，大骂于慎行“疑上”、“淆乱国本”，把礼部大小官员都停了傣禄。偏巧正在此时，发生了山东乡试泄题事件，于慎行身为礼部尚书，虽然是科考的主要领导，但说起来只是有一定的领导责任，可于慎行仍然毫不犹豫地引咎辞职。
万历十九年九月，于慎行的辞职获万历批准，于慎行遂归隐故乡。他家居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