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总共也就一万五千两，之前就说过，绝大多数土司们的特点就是要人好办、要钱没有，以黄芷汀她们家当时的势力之大，每年进贡给朝廷的银子才六百两呢，所以一人一两对这些土司而言完全是一笔意料之外的横财。
这笔钱一发，大家对于要听命于年纪轻轻的马千乘也就不那么抵触了——就当是给高阁老一个面子嘛！小事，都是小事。
安排好这些，高务实就似乎闲了下来，居然带人四处“观赏风景”去了。
他这边暂时无事，不如先说刘綎。刘綎通过查阅此前的战报，已经得知晋州的大概情况，不过等他抵达晋州时才知道自己原先的估计有点偏差。
按照他此前所想，第一次晋州之战朝鲜方面既然能够获胜，说明晋州要么是地形易守难攻，要么是城防设施坚固完备，所以自己此战虽然可能有一定的突然性，但作为攻坚战而言恐怕还是需要付出一些伤亡作为代价。
然而当他抵达晋州时却发现，晋州的地形说起来也谈不上特别难攻，虽然算起来也是仰攻，但仰攻的角度很有限，至少对于拥有大量可调整射角炮车火炮的刘家军而言不算什么。
真正令他吃惊的是所谓“坚固城防”，晋州的城墙破破烂烂，不仅有许多烟熏火燎的痕迹，而且更多地方都有缺口或者崩裂，至于干涸的血迹那更是到处都是。
他端起望远镜仔细再看，更发现城墙墙面上到处都是弹坑，很显然是被大量火枪弹丸打过的。
刘綎明白过来，这一定是第二次晋州之战时倭军的杰作。据说那次倭军为了报第一次晋州之战的大仇，攻占此地之后几乎将整个晋州杀了个干干净净，前后约有七万朝鲜军民被屠戮一空。
刘綎暗骂道：他娘的，这群倭寇比老子还嗜杀，七万人说屠就屠了。
不过骂归骂，刘綎却也放心了不少，因为在那样的大屠杀之后，晋州的人口不可能很快恢复，此时晋州城内恐怕根本没多少百姓，倭军要守城只能全凭自己，连威逼朝鲜人打打下手都做不成。
刘家军很快将晋州包围了三面，这是典型的围三阙一，属于常规操作。不过说常规也未必真常规，因为刘綎围三阙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减少自身伤亡，而是真心打算放跑期望逃走的那些日军。
道理很简单，高务实的命令是要他打完晋州之后暂时不要东进，只要派出小股兵力向东做出侦查态势即可，而这就意味着攻打晋州的用意是在于震慑釜山日军，倒不一定是为了晋州城本身。
既然主要是震慑，那歼灭晋州日军就反而不对了，因此刘綎的做法简单粗暴：三面包围晋州城之后便把全部火炮拉了出来，直接推上前去。
刘家军这一万五千人一共配备有八十多门大炮，其中以明军精锐陆师最常见的三号炮为主(非精锐的一般以四号炮为主，火力相对较弱)，但也有十门在明军陆师之中配备较少的二号重炮。
由于主力都已经北上，晋州城的日军人数也不多，满打满算只有千人，因此晋州日军昨天获悉泗川沦陷之后已经做好了笼城准备，打算依靠晋州城防坚守待援。
然而他们原本以为泗川是被李舜臣的朝鲜水师袭击，显然没料到来的竟然是明军精锐，尤其没料到这支明军居然拥有如此多的火炮，甚至其中还有十门巨炮，这一变故让城中日军一下子变得惶恐不安起来。
晋州日军守将名叫桑名吉成，此人是长宗我部元亲的家臣，原姓中内氏，名藤次郎。后来作了桑名藤藏人的女婿兼养子。养父死后继承了桑名家业，成为土佐国幡多郡中村城代。
他在十一岁时与父亲、兄长拜见元亲后，在元亲的授意下元服。十七岁时初上战场，进攻攒岐国藤目城。
在天正十年的中富川合战中，当战马在放牧时奔入敌阵中后，吉成冲入敌阵将战马夺回。此后便由于过人的胆识与勇猛受到元亲的激赏。接着他又在不久后进攻阿波一宫城与伊予劝修寺氏的作战中再立战功。
天正十三年(1585年)，元亲臣服于秀吉后，他担任使者拜揭了丰臣秀长、秀吉与德川家康，秀吉赐其马具鞍镫一副，家康赐其吴服一件。
天正十四年，他在秀吉的命令下随元亲率长宗我部军援救丰后大友家，同年十二月遭受户次川惨败后，护送元亲撤到府内城。又次年，随总大将丰臣秀长进攻高城等处。
天正十六年，他在长宗我部家继承权之争中担任了吉良亲实自刃的监督与后事的役勤。壬辰年随元亲出战朝鲜，率侍者六十七人担任元亲的近卫。这一次他也依旧随军出征，并且得到了独守一城的机会。
原本他以为独守晋州就算捞不到什么战功，但至少也能混点资历，以后回到土佐必能提高在长宗我部家的地位。
谁料人算不如天算，他万料不到留守在晋州这种大后方居然也能遇到大战，而且对手根本不是李舜臣或者其他朝鲜军，而是让不少日军闻之色变的明军！
此刻笼城事宜已经准备好，就算来的是明军，尚不到四十岁的桑名吉成也不肯不战而逃或者举手投降，他决定无论如何总要试一试——日军第一次来攻晋州不也没攻下吗？第二次晋州之战时日军可是拿出了五六万大军才获胜的！明军看来顶多不超过两万，难道他们就能轻易攻占晋州？桑名吉成不信。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