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勋贵们看来，高务实因为高拱的地位关系，实在没有什么需要他们帮忙去做的，更没有什么需要畏惧他们的，所以他们觉得高务实的条件提了跟没提一样，轻松到甚至让人觉得其中有诈。
可是在高务实看来却非如此，这群勋贵虽然在打仗方面已经完全没有指望了，但他们仍然是大明权力体系之中的重要一环。虽然自土木之变后，勋贵势力几乎算是退出权力中心舞台了，但事实上他们作为与国同休的一部分，无论其政治象征意义也好，还是在卫所经济中掌握的权力也罢，乃至于在将来高务实设想中的大改革里头需要扮演的角色，都需要高务实把他们笼络起来，加以改造和引导。
在高务实看来，一个国家，在大明这样的时代，一定是需要所谓精英阶层的，但是高务实同时也要求，这些精英阶层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精英，而不能是坐在祖先功劳簿上吃空饷的废物。所以，改造和引导必不可少，而在改造和引导的过程中，好好配合的一部分人，将成为改革后的新精英阶层、新勋贵，不肯配合或者跟不上队伍的，那就不好意思了，大改革就是淘沙的大浪……
高拱的改革，在高务实想来，只是他计划中大改革的先声，因为高拱囿于时代局限，不可能有太多对大明根子上的改动。譬如说，高拱对吏治的改革，无论是四侍郎制、强化官员考核、加大对举人的任用等等，在高务实看来都是治标，甚至治标都谈不上，只能说是修修补补。而高务实自己将来要动的，却是分步骤改动整个科举体系！
这两者之间的难度，根本不能以道理计，前者只要权力够就行，反对的力量不会太大，毕竟再怎么改，科举本质没变。后者就不同了，一个弄不好，就是身败名裂。
因为高务实绝不能容忍全国的精英只学“语文”一科——儒学当然不能说只是个“语文”，最起码还得加上哲学什么的，但从效果类比来说，也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了。
全国官员都是哲学家？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可是那有什么鸟用？
高务实作为一个以红朝基层小官员身份穿越的人，他在大学学的是法律，在党校学的是经济——说实话这也是当时最流行的“配置”之一，所以他怎么可能认为只学儒家就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还不要说法律和经济这些偏宏观的学科了，更基础、更具体的数学难道不要搞？物理难道不要搞？甚至化学难道不要搞？
别说这些都得要搞起来，甚至连财会，高务实觉得都必须得搞——你瞧瞧大明这渣一样的税收和财政体系，本身就渣到让人无语了，而与之相关的核算体系、审计体系等等，全是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甚至根本就没有！
要不然能出现徽州丝绢案这种错了近两百年的“冤假错案”？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重新打造一个新的财税体系？怎么搞好将来的进阶版市舶司——海关？甚至，怎么通过各项经济数据来确定某个地区应该交多少税？
做这些事情，真不是区区一个高务实就能搞定的，他需要人才，大量的、专业的人才，能发掘的尽量发掘，没有能够发掘的，尽力培养！
改造一个国家，真的不是开发几件兵器、练几支强军、乃至建几个工厂就能完成的。
打个比方：要不是后世党的组织力量足够强大，能有在三四十年时间里，从中央财政几乎破产的超大号朝鲜，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伟业？
这里头靠的难道是西方整天鼓吹的皿煮籽油？
显然不是，这里头靠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强大组织能力以及……聪明勤奋而又忍耐力爆表的中国人民。
没有正确的方向，再怎么加油干都是走弯路；没有强大的组织能力，一个决定下来十年还动不了工，啥事也办不成；没有聪明勤奋而又忍耐力爆表的中国人民……自己想去。
当然这都是后话，现在高务实只是走了笼络勋贵集团的第一步：利益捆绑。
如果换句话说，那就是：高务实打算带着他们飞。
等他们体会到飞的快乐之后，再一步步告诉他们：我们还能飞得更快乐，要不要来？
香皂厂可以，别的工厂也照样可以，甚至将来的海外贸易，高务实也一样要带着他们飞……
一个人，救不了大明，但一个集团、两个集团、三个集团……
能从改革中分润到好处的人多了，改革自然就有希望了。这就好比，刚刚改开的中国，还有很多人头脑转不过来，纠结“姓资还是姓社”，改开三十年后、四十年后，还有几个人纠结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纠结呢？因为成果摆在这里，并且这个成果所有人都享受到了——最多就是有人多一点，有人少一点罢了。
这才是真正成功的改革啊！纵然在改革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一些阵痛，可是谁敢说大方向不是一路向好？
但红朝改开，有那位南巡老人坐镇，没有人能翻起什么风浪来，直到看到阶段性成果；高务实现在却哪有那样巨大的威望和实力？所以他只能一步步引导思维、捆绑利益。
从选择救明开始，他就知道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不一定是劳力，但一定劳心。
“告诉韦希旻，执行第一个锦囊中的计划。”
高务实坐在书房之中，原本正在练字，听了高陌的汇报，他只是这样淡淡的回了一句，连眼皮都没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