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找寻京师附郭大兴县合适秀才作为“预备驸马”人选，这事儿在皇帝看来颇为重要，在高务实看来倒也谈不上格外要紧，总之派人出去四下接触，慢慢遴选和观察也就是了。
毕竟按照朱翊钧给他交的底，万历八年选中一人即可，因为三公主的大婚时间被李太后定在了万历九年，时间还算充裕。
高务实目前自己的主要任务，还是充当郭朴和张四维之间的润滑剂，目的是为朝廷大局的稳定贡献力量——好吧，这是扯淡，真实目的是在稳定高党大局的前提下，也不要过分刺激心学一脉。
这两个目的，一般而言是冲突的。
想要稳定高党大局，不光是高务实出面做一下内部润滑就够看，内部润滑只能把矛盾暂时掩盖下来，并不能深层次的消除矛盾。要消除矛盾，或者说至少暂时消除矛盾，关键还是在于要有新的蛋糕可以分配。
所谓“高党”，固然是一个以实学为指导思想的政治集团，但实学强调的只是经世致用、富国强兵，它又不强调做人民的公仆，所以高党上下，要想有凝聚力，也得让他们觉得“有奔头”，这个奔头无非就是前程，前程无非就是升官。
可是朝廷的官职体系永远都是金字塔形态的，越往上，职务越高，位置就越少，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想补进去，那势必得占了别人的坑，哪有那么容易？
如果说“别人”致仕退休自己让出坑来了，那还算好，万一人家死乞白赖既不肯退休更不肯去死，你能怎么样，还不
更何况，就算人家退休致仕，或者干脆死在任上，这个坑让了出来，也未必就非得是你高党的人顶上去啊，人心学一脉没有大佬么？
再说，心学一脉如今在朝的大佬虽然比不上实学一脉的高党得圣眷，可是心学一脉的门人可远比实学要多——心学从什么时候崛起的？
可实学呢？从邱濬到王廷相，这都还只是实学理论派在为实学奠基，真正把实学推动到全国皆知的，正是高拱高新郑，正是他这近十年的主政，才让实学俨然有奋起直追之势。甚至在某些人看来，随着高拱新政的持续推进，新政的效果逐渐为不少士人所赞颂，实学甚至有可能取代心学，成为士林新潮流也说不定。
不过对于这种看法，高务实觉得还是过于乐观了一些，高拱新政对于北方一些偷税漏税不算太严重的家庭所出的士子，可能利益影响还不算太大，但对于南方某些地区的士子，那影响可是太大了，他们恐怕很难因为“国富民强”这个好处就倾向高拱新政，而不顾及自家的大量损失，或者那些出钱供他读书的金主们的大量损失。
但与此同时，因为高拱新政而致富的部分工商业主——譬如海商、丝商、棉商、瓷商乃至茶商等等这些，他们的家庭所出的士子(商籍科举早就开放了)，以及他们所支助的士子们，就肯定是高党的支持者，一旦为官，也基本都会成为高党。
高党，其实说穿了就是实学党，就是改革党。
但是高党的这批工商业主拥趸们现在还刚刚起步，刚刚享受到新政的红利，他们暂时还没有能力影响到高层，他们所提供给高层的支持也还微不足道。
高务实知道，要想他们能够帮得上忙，至少也要等十年之后，没有这十年的孕育期，他们还无法给高党提供多少新鲜血液。
所以高党必须稳住这接下来的十年。稳住了，实学党从此就在大明政坛站稳了脚跟；稳不住，说不定就跟历史上一样fēng_liú云散、人亡政息。
换句话说，现在的高党其实根基是很不扎实的，依靠的完全是皇权的力量。而心学一脉则不同，由于现在的心学早就跑偏了，他们现在已经只是嘴里致良知，实际都是致私利，所以尤其是南方一带，已经开始出现各种私人权利至上的思想。
譬如那位自称异端的思想家李贽，就把个人利益说得至高无上，虽然他的思想也包涵了诸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主张，但国家利益却被完全忽略，这是高务实无论如何都不能苟同的。
在高务实的观点之中，私有财产当然神圣不可侵犯，可是国家利益怎么能忽略呢？国家利益保不住，你这私有财产还谈什么保障？国家如果养不起兵、赈不起灾，什么私有财产能有安全保障？
问一问九边诸镇附近的百姓，他们会不会觉得国家养不起兵是好事？问问北方那些被流民洗劫的州县百姓，他们会不会觉得国家赈不起灾是好事？也就南方既不受困于异族侵略，又不受困于小冰河灾害，所以才对这些痛苦毫无切身体会，整天就想着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连低得近乎没有的一点税收都抗拒不已。
所以说来说去，朝廷现在无非就是实学和心学之争，高务实其实就是要从心学一脉所占据的位置里头扒拉一些到实学一脉的盘子里，而且还不能逼迫得太狠，让朝廷陷入严重的党争内斗之中。
这是最考验手段的了。既要展现出高党的强势，又要留有一线余地，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的改变双方的实力对比。
所以，在和郭朴、张四维仔细商议之后，由首辅郭朴出面上疏，调时任宣大总督吴兑为兵部尚书的奏疏第一个呈上了皇帝的案头。
其实在朝野看来，吴兑其他的资历倒也是够的，但他有一个劣势，就是出任总督的时间太短，相比于此前的一些兵部尚书而言，吴兑出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