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次北伐，明军确实有兵不血刃的占领过草原上的城市，并可以称为北伐期间的最大成果。尤其是烧毁了一些蒙古人储存的粮食等战略物资，算是有效延缓了蒙古人恢复实力的机会。
但也因为这样的操作，让原本势力增大而相对温和的东部派系衰落。哪怕暂时阻止了西部的瓦剌人东侵，也改变不了蒙古地区的西强东弱局面。
而往后的明军，就必须逐渐面对那些在更恶劣环境下养成的对手了——后来土木之变中俘虏了英宗的瓦剌，就是西部蒙古。
朱棣北伐的真正目的，是对内而非对外。尤其是作为篡位者，他非常需要外战胜利来彰显自己的武功。拿最好捏的蒙古部落下手，自然是又方便又好用。
朱棣的大基地北平，也会因为这些远征而获得地位上的提升。方便了他后来提出的迁都政策实施。随着皇帝北上，各种军政管理部门也只好常驻北京，在潜移默化之中，完成了迁都前的大部分铺垫。
五次北伐的胜利也是朱棣在向内部宣扬：蒙古威胁在自己的努力下已经被平息。而且北元势力也没有彻底死绝，朱棣要在北京建立新都，不可能不考虑下北元复苏的可能性。
所以，北伐还同时满足了他的其他两个策略：一是为北京附近建立相对安全的缓冲区；二是以天下安定为借口，逐步把边境上的藩王们都迁往内地，解除他们对边军的控制。
这就是朱棣的五次北伐就都显得“雷声大雨点小”，最后看上去像是百忙一场的原因。
高务实从来没有站在篡位者的角度思考过如何统治这件事，所以他当然会腹诽。以他的习惯思路，一直都是无利不早起，哪怕暂时亏本，也一定要有长远的利益作为目标。
而且高务实还特别喜欢双管齐下，甚至多管齐下。就如同这次“漠南一盘棋”，他的目标其实就比布日哈图分析的还要多。
首要任务自然是他得把土默特进一步掌握住。为此他不仅准备了大棒，更准备了胡萝卜，现在大棒基本都已经亮相了，胡萝卜却还只丢出一部分，后续的部分还需要看情况再给——升米恩斗米仇的道理他是很清楚的，所以该给多少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但总之一句话，他现在手中还有牌可以打；
其次的任务则是，他要把察哈尔部尽量削弱。一切顺利的话，自然是连察哈尔本部一起削弱，但他习惯于先考虑糟糕的局面，所以他的基本态度是万一局面有变化，也至少要把察哈尔部的外围势力，如朵颜、泰宁等部大举削弱，让察哈尔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再次一级的任务则是借土默特之手间接控制鄂尔多斯部和青海土默特部，这个问题虽然布日哈图心里想到了但没好当面说，但也不必赘言了。
剩下还有一些小的顺带任务，譬如让戚继光检验一下车营的实战效果，以此来判断万历一式刺刀款火枪在列装之后，能不能使用空心方阵战术；
又譬如，考察一下李成梁对自己的态度，是愿意合作，还是心生抵触、阳奉阴违，这关系到他将来对李成梁的处理——朱翊钧对李成梁虽说有些不满，但其实也知道李成梁暂时没有更好的替换人选。
所以，高务实就要判断一下李成梁到底能不能继续用下去，如果不用的话，要换谁来替代他；如果用的话，又能用到什么程度。
高务实对于用人，在京华内部他可能比较重视忠诚这个属性，因为京华属于“私企”，一切大事都有他自己来掌总，他能保证大局不会出现严重问题，所以下面的人更需要的是执行力，而不是什么开创精神。
要开创精神，那也得等他老了，管不动了，或者不想费心了之后才会着重考虑，而现在么……还不需要。
但对于大明这个国家层面，他就没有什么“亲贤臣、远小人”这种想法了，因此国家层面太过宽泛，他高务实纵然满身是铁，又打得几颗钉？所以考虑用人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属性是能力，其次是可控性——没有忠诚一说。
对于这个家天下时代的国家而言，忠诚是一种很奢侈的属性，尤其是因为孔子的某些观点，如“亲亲相隐”的宗**理和家族制度思想，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把家族利益看得远高于所谓国家利益的——因为国家利益在他们看来，无非是朱家的家族利益，那凭什么我自己的家族利益要屈从于你皇帝的家族利益呢？
这个问题相当棘手，因为它实际上是个精神文化内核上的问题，几乎可以说：只要家天下还存在，这种思想就没法断根。
按照高务实的观点来看，在实君政治下，这个矛盾是无可调和的。如果一定要保留君主制，那么也必须进入到虚君政治体制，让天下人觉得自己也是天下的主人之一，他们才会真正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目前还没出现，因为那是顾炎武在清军入关的背景下说出来的。
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如同一家公司，老板就一个，员工拿死工资，也没有什么绩效奖励，也没有什么股权股本，更谈不上分红，那你怎么可能指望这些员工能把公司利益看得重要起来？
他自然是想方设法利用自己在公司的地位、权力来为自己谋私利——私利多好啊，公司又不是我的，亏本也是老板亏，我急什么急？哪怕公司玩熄火了，大不了我跳槽就是了，老子一身的本事，在哪干不下去？
放在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