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盐肯定是赚钱项目，这一点从两淮盐场和长芦盐场等地的盐商之富就能看得出来，本来应该是毫无争议的问题，然而辽东的盐场办着办着居然快要折本了，这就很值得深究。
当然高务实现在没工夫去深究，因为在他看来，制盐都能搞到快要亏损，那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管理制度漏洞太大，二是制盐技术陈旧落后。
大家都是同根同种的汉人，总不能说这辽东人就格外懒惰一些吧？要知道辽东本来生存坏境就更恶劣一点，怎么还可能更懒？显然不能。
所以新开辽南盐场的事，难点不在于在哪开办——不必说整个辽南了，光是一个营口，就已经“百里银滩”了，只要有钱有人，在哪开不出大盐场来？
难点还是管理体系和技术体系。
在管理体系上面，京华虽然没有开办盐场的经验，但企业运作的大方向是类似的，绝大多数可以照抄，顶多做出一些相关的技术性改动，所以这个方面无须高务实过于费神。
倒是技术体系需要升级一下。
高务实在请张四维、张四教二位舅舅帮忙提供了长芦盐场的几位制盐大匠之后，经过交流了解，确认现在大明的制盐技术有不小的提高空间。
中国的制盐技术发展到大明时期，原材料主要是海水、池卤、井卤和矿盐这四种，原料不同，制盐方法当然也不同，具体到海水制盐，方法主要有两类：日晒制盐和熬盐。
一开始高务实是完全没有考虑熬盐这个选项的，因为熬盐就得用燃料。
以前中国历朝历代曾经流行烧炭熬盐，这显然是个成本极高的制盐法，虽说熬盐并不需要大火急烧，相对来说能耗也不能说特别高，但毕竟炭价不低，还是很不划算。
后来开始有了烧煤熬盐，成本开始降低，这对于高务实来说就是好消息了，因为他是真的不缺煤。
京华现在的煤炭开采能力相对于用量来说近乎爆表——主要是矿多，后世的河北、河南以及著名煤炭大省山西，这三处都是京华的主要势力范围，京华除了老早就提前占据的开滦煤矿和门头沟煤矿(燕京城郊)之外，在高务实的河南老家、山西“舅家”都有好些大矿，只要他高务实一声令下，产能完全不成问题。
就算这年头运输耗费大，营口顶多能用从开平海运过来的煤，也能支撑得起，但京华作为商业集团，成本肯定是越低越好，所以一开始高务实并不打算在熬盐上动脑筋。
他最先考虑升级的还是晒烟技术。
根据长芦盐场的大匠介绍，目前大明的晒烟技术一共有四种，分别是畦晒制盐法、滩池晒盐法、坎井晒盐法和木盘晒盐法。[不详述，有兴趣的朋友我给介绍一篇论文：《15—19世纪中国与欧洲制盐技术的发展》，作者徐宝政、王连第。]
此时的欧洲，在制盐技术上与东亚尤其是大明并无技术交流(史学界目前无证据)，但有很强烈的趋同性，差别只在某些小问题上，但有一项，欧洲领先了大明乃至更往后的鞑清很多，那就是汲卤设备。
欧洲人早在1437年就搞出了“抽卤机”(法国的艾哈德·汉)，到1507年又被海因兹汲水器取代，后来的发展越来越快，最后在蒸汽机时代就理所当然的搞出了蒸汽汲卤设备。
除此以外，长距离输卤管道也是欧洲的一个优势项目，不过这个项目跟欧洲分裂的局面有关(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和高务实所处的环境不同，因此关系也不大。
高务实目前第一项打算升级的技术就是汲卤设备，这可以显著提高制盐效率，尤其是在采用了这一技术之后，熬盐也可以纳入升级范畴——指在制盐的最后阶段进行熬制加工，以期加快制盐速度，关键是这样做需要的煤炭用量不大，对于煤本身的要求也很低，可以使用一些用处不大的煤种(煤分很多种)。
对于京华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近乎于废物利用。
这样的两大升级，除了一开始制造汲卤设备得花点小钱之外，剩下的就只需要付出一些煤炭海运的运输费用，但却可以把制盐效率提高两到三倍，高务实觉得这就很值得干了。
这两件事，高务实通通丢给了开平方面，交给高瑞负责联系京师的京华工匠学堂联手搞定，北洋舰队方面单纯负责运输。
接着高务实就去学习后世的某位伟人，去营口的海边“画了一个圈”。
封建主义的“制度优势”在这一刻体现无疑，高兵宪先上疏一道，连批复都没等，便亲自跑到营口看了看，把一些早就荒掉的卫所盐田大笔一挥就给改了性质，原先的卫所盐丁旧地遣散回卫，兵宪衙门发给本年薪水——这笔钱是高务实个人补贴的，但最后会找朱翊钧分摊。
各卫所对此并没有什么特殊反应，反而纷纷请求高务实上奏朝廷，说既然不晒盐了，是不是应该免了他们的额盐。
高务实胆子很肥，直接答应了下来，送走了将信将疑的各卫代表。
其实这个问题，之前他就和朱翊钧谈好了，原先的辽东25卫和2个自在州每年两百万斤的额盐，由将来的京华盐场一力承担，保质保量提供给各卫、州，并且京华盐场会在这个额度的基础上上浮一成，也就是实际上缴二百二十万斤细盐。
这也是高务实不怕挨骂的原因：以前说是辽东额盐两百万斤，但实际上能有多少，连神仙都说不准，现在京华接手之后，不仅从两百万斤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