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府衙，府尹、滦国公慕容彦超升堂问案，审问的自然就是昨日牡丹坊韩庆雄杀常侃案，闻讯围观的人也不少，不管是达官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想看看，慕容皇叔会如何审断此事。
作为西京首府，管辖着整个河洛地区，平日里事务也多，在刑名方面，慕容彦超实则是很少插手的，基本上是由衙署判官负责的。
不过此次，涉及到勋贵子弟间的杀人戕害，判官也拿不准了，故而上报给慕容彦超。而此事对慕容彦超来说，不算为难，却也麻烦。
慕容皇叔在推鞠断狱方面，实则是有些天分的，过去不管是在地方节度、开封府还是刑部任上，都是勘破案件的业绩。
不说为民请命吧，总归是依法办事，案件从来能够搞得清楚。因此，此次案件，对慕容彦超而言，实在称不上挑战，事情清清楚楚，调查取证也简单，最麻烦的，反而是如何判罚了。
有国法依凭，再加自己的身份，慕容皇叔是不怕得罪人的，但怕不怕，与做不做，是两个概念。于是，在昨夜的时候，慕容彦超就向刘皇帝递交了一份奏章，以此事向刘皇帝请示办法。
得到的，自然不是刘皇帝的温言细语。来自刘皇帝回应，简单而直接，一件小小的杀人案件，也要来打扰圣躬，并质问慕容彦超，为官多年，案件也处置了不少，如何判案，还需要别人教？
刘皇帝的回应，让慕容皇叔稍感郁闷，当然他也能体会到，皇帝并非针对他。不过，皮球又踢回了慕容彦超这边。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引起事端的涉案者，不管是杀人的韩庆雄，还是被杀的常侃，慕容彦超都十分厌恶了。
这些膏粱子弟，干点什么事情不好，即便是打架斗殴，欺压良善，他说办就办了，处置起来也绝不会手软，偏偏闹出了人命。
依照大汉如今的法律，人命也是一条最基本的底线，民间矛盾冲突，只要闹出了人命，就是性质的升级改变，大事难以化了。
这么多年下来，民间涉及人命的案件，不算多，然而一旦上升到这种恶性结果，涉事人员也基本逃不脱一个死字，基本没有例外。
年过花甲的慕容皇叔，如今已然彻底褪变成为一个干瘦的小老头，不过，一顶嵌玉的官帽、一身朱紫的朝服衬托下，仍满是威严，令人不敢小视。
公堂外的吃瓜群众，被严格地拦在外边，粗略地瞄过几眼，能够看到一些比较熟悉的面孔。出了纯粹看热闹的人之外，剩下的多是与韩常两家有关系的人，两家之间，泾渭分明。而常家人多些，男女老少似乎都来了，并且各个穿着丧服，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默默地盯着公堂之上，不发声，却带来了实质的压力。
慕容彦超没怎么看堂外的“闲杂人等”，当然，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别扭的，这架势搞得他要徇私枉法一样。昨夜，常氏人曾求上衙门，希望能迎回常侃尸体，被慕容彦超以案件尚未了结而拒绝了。
此番升堂，慕容彦超也没有像过去审案那般，抽丝剥茧，细致盘问，甚至与嫌疑人斗智斗法。他只是当堂，把事情的经过流程式地问明并做通报，然后就看着两家的讼师辩论了......
于是，堂上的情形是这样的，两排衙役手执杀威棒，一身赭衣的韩庆雄，镣铐加身，失魂落魄地跪在那里。一身素服的常侃之父常德，作为原告，同样老实地跪着，只是丧子的悲伤流于表面，令人不忍。
两名讼师，各引法典，据事实，详过程，激烈舌辩争锋。二人都是在东京就闯出了名头的讼师，朝廷西迁至洛阳，自然也跟着到西京来谋发展。
这一场官司，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一场难得的机遇，不只是因为同权贵们有了联系，也是展示自己法律能力，扩展业务，深入打入上层社会的一个契机。
这些年，大汉朝是呈现出一种全面发展的状态，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进步，其中就包括讼师这门行当。
随着天下一统，南北汇流，大汉的商品经济已然彻底进入快车道，民间商民的交易往来也日趋频繁，而涉及到利益，就往往容易产生矛盾、冲突，而打官司往往是解决争端的最终也是最重要的途径。
市场在壮大，那相应的职业也就迎来了大发展。大汉的法律条文，此前就经过系统的简化整理，以利于理解推行，后来经删改、调整、增补，到如今，各项律例，已然十分完善了。
而完善，也代表着复杂。对当下的大汉百姓而言，可以说基本都是法盲，只有一些朴素的价值观念，除了对造反、杀人、偷盗、抢劫，诈骗、通奸这些情况有着基本的认知外，对其他方面，都是模糊乃至无知的。
哪怕是大汉的官员也一样，《刑统》是必修的，但是能深入钻研，熟悉汉律的官员，可就是不多。因此，不管是官府审判，还是民间诉讼，都需要一定专注于法律研究的人才辅助，在官府，就是刑名、监察、刀笔吏，在民间，就是讼师了。
讼师这个行当，古来有之，但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一直没有形成规模，直到当今大汉，呈现井喷。当然，这是也是社会、经济、政治综合发展，提供了其壮大的土壤。并且，还有刘皇帝的肯定与引导。
大汉的法典，确立多年了，并且不断扩大权威，公信力也越来越强，然而如何利用法典，却不是单纯依靠官员就行了的，讼师就是一个不错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