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南的现状，固然是多方因素造成的，但主要还是历史遗留问题，南粤刘氏在两广终究建立了长时间的统治，数十年积攒下的影响，也并不是简简单单就清除得了的。
朝廷对两广的归治，一定程度上还得感谢刘晟、刘鋹父子在位期间的胡作非为，残暴统治，这给大汉朝廷接手，降低了不小的难度。
朝廷只是做些拨乱反正的事情，将不合“仁政”的事务尽祛除，因俗而治，解民负担，与民休息，便得以收获人心，轻易建立统治。
然而，取之易，守之难，在这天南海北、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想要建立一个牢固的统治，也确实需要更多的时间与更多的努力。
在这方面，朝廷也的确花费了不菲的精力，包括官员的选派任用，连那些蛮族的情况，都有通盘的考虑。
但即便如此，也是不可能事事兼顾，面面俱到的。除了当地那些不服王化、屡叛不止的山民蛮族之外，还有那些原本南粤治下的勋贵与官僚，这些既得利益者，也是广南不安的隐患之一。
朝廷平南之后，为了维护当地的稳定，确实采取了一些安抚政策，比如留用南粤官吏，但是这份留用，也是有选择性的，不是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能得到那份任命制书，然后迅速转变为汉臣的身份，再加上奇葩王朝那为数众多的宦官官僚，基本都被排除在外。
由于南粤州县建治过于密集，州县多而户口少，冗官冗员情况更是远超大汉的平均水平，比早期的朝廷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鉴于此，刘皇帝诏意下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经由范质度测地理，重新分划，同当初在湖南的作为一般，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州并县。
比如新的琼州，就由儋、崖、振、万安辖属，前前后后，裁撤州十六，县四十九，两广的官制立刻就瘦了下来。
如此一来，固然省轻了朝廷，便利了百姓，但也意味着留用一部分的官员的同时，更有数倍的人被罢官夺职。
被剥夺了权力地位的人，少有人能念头通达，心中总会有怨气，对朝廷的统治，不说反抗，排斥心理总是有的。
即便被留用，要说多朝廷有多感恩戴德，那也不尽然，至少，在大汉做官，与在南粤做官，那是两个概念，换了个朝廷，就是换了头顶的那片天。
刘皇帝统治下的大汉朝廷，总体而言，吏治还是森严的，对官员的要求也比较高。对南粤的原本的那些掌权者来说，也并不容易适应。
刘鋹时代，虽然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也杀了不少人，更搞出个宦官当国，但对于那些官僚而言，却不能说全是坏处。
至少，很多时候，一个昏君在位，更方便他们上下其手，一个混乱的局面，也方便浑水摸鱼，至于受苦受难的，往往是黎民百姓，轮不到权贵。
于那些南粤勋贵官僚而言，小恩小惠，也并不能掩盖前后的落差，不能弥补他们实际遭受的损失。
当官身变为白身，勋贵沦为平民，就难免滋生怨愤，积怨一久，反应到两广的局势上，就是不稳，不安。
这十年以来，两广出现的各种问题，叛乱、民乱、蛮乱，这其中，若没有那些失意失势者在暗中推波助澜，扯朝廷的后腿，刘皇帝都不信。
而那些人，虽然于朝廷而言，微不足道，但于两广当地，还是颇具影响力的，越是穷山僻壤，就越是如此。
不过，大势如潮之下，些许波折，根本难以撬动全局，也无法动摇朝廷对两广建立的统治，那也只是一干失意者无力的挣扎罢了。
平南之后的这十来年间，朝廷也没有对两广进行什么过于细致的整理，对两广那些有碍和谐之处，只是秉持着剿抚并用的政策方针，旨在维持基本的统治，也没有过于顾及那些小疾小患。
而最近一些年，在两广进行的最大动作，还得属禁绝那些遍布全境的淫祠邪异了，这也引起了一些反弹，当地不少的愚民受人蛊惑，引发骚乱，不过，都被轻松平定了。
十来年下来，朝廷对两广也消化得差不多了，对当地的统治也逐渐趋于稳固。而时移事易，当大汉国策改变，战略转向，开始回过头来，专注于对内治理之时，那两广的问题，就显得有些突出了，也成为朝廷的重点究治目标。
两广终究不能完全以穷山僻壤的目光去看待，尤其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广南东道地区，在大汉也能称得上富庶之地。
番禺在南粤当政期间，就已经的岭南的经济中心了，归治朝廷之后，也迅速从刘鋹时期的压抑之中焕发活力，而海事的进步，航海贸易的迅疾发展，也使其潜力彻底爆发出来，也成为八方辐辏、万商云集的繁荣之地。
广州市舶司的成立，就是具备里程碑式意义的决策，也代表着朝廷对广州发展的重视。市舶使被定级为正四品，权大财雄，也是大汉唯一一个辐射整个东南亚的机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也是大汉对南洋的第一道窗口。
诸般因素纳入考量之后，在朝廷重点发展国内的大政之下，自然也就不容许两广地区再像过去那般不安稳了。
而治两广，朝廷的选择也是自上而下，首先就从军政大吏的选派上进行。进入开宝十年以来，朝廷对两广高官的调整，也很频繁。
钟谟调任广南东道布政使，治邕州有功的范旻任按察使，在安南杀得当地土人胆寒的田钦祚为都指挥使，楚昭辅调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