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野利部最主要的聚居点，哪怕经过官府的整顿拆分，仍旧留有七百余户，是方圆百里之内除南面安庆泽外最大的党项人聚居点。
官府对党项人的整顿，事实上只是在人口进行分化，更重要的是后续的重组编户，使其成聚成邑，实现人口集中，限制其放牧范围，压制其游牧性，以方便管理。
并且，设立了大量的市镇，派驻吏职进行管理，当然，政策执行得并不到位，随着局势的变化，在广大的沙碛地带，仍旧处于一种党项自治状态。
这也并不稀奇，哪怕在传统的汉人社会中，政权也是难以直接管理到民的，何况在这偏远的大西北，在这些党项人中。
而官府派遣的官吏，其主要管理职能，也仅在税收、徭役上，至于教化、宣传、安抚、治安、救灾什么的，没有太多人在意。
黄羊平这个地方，还是受到了官府强行施加的影响，比起过去，有了极大的变化。一圈低矮的土城墙围了起来，城内有街道，有土房茅舍，有商铺，有客栈。
集市贸易也有巨大的发展，定期有胡汉商贾前来，带来一些当地稀缺的铁器、布匹、茶叶、酒水等货物，附近几十里的农牧民也都周期性地赶集，售卖牲畜、毛皮、土货。
镇外，沿着那些大大小小的水泊，也开辟了不少土田，种植着一些耐旱的粮食作物。镇内，甚至有一座花费了大量人力建造而成的镇长府，时时刻刻向党项人宣耀着官府的权威。
当初朝廷实行的改革政策，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党项人财富资源进行再分配，通过压制、掠夺其上层首领、酋长，以安抚底层的党项部民。
事实上，所谓的民族矛盾、胡汉纷争，都只是表象，核心还在于利益二日，倘若能够贯彻刘皇帝的意志，对底层的党项部民进行解放，让他们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那么移风易俗、编户齐民，也不至于产生那么大的矛盾。
然现实情况便是，多年下来，普通的党项农牧民发现了，他们只是换了个缴税的对象，仍旧属于被剥削的对象，辛苦生产创造的财富，大部分都被官府收取了，日子仍旧过得紧巴巴的，比起在酋长首领们的统治下，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而对他们而言，酋长首领，至少是同族同源，还有共同信仰。
黄羊平这里，除了反复提到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现象，男多女少，阳盛阴衰。当然，这在党项部民中，已然十分普遍。
出现这种情况，自然是有其内因的。党项人的女人，尤其是年轻女人，都去哪里了？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嫁给徙边的汉人男丁以戍边的官兵，二则是到官府以及豪强之家为奴为婢，哪怕这两者，都比留在党项部族日子要好过得多。
这背后，当然少不了官府的引导与推动，首先要满足汉人的婚配，然后才是党项人。大量有生育能力女人的外流，自然造成了党项的族生育率的降低，并且是逐年降低，这种几乎“断根”的现象，毫无疑问，也引起了党项人的公愤。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阳盛阴衰趋势越发明显，党项人的社会结构都不健康了，那些党项男丁得不到发泄，除了惹事又还能做什么，治安情况，又如何能够良好。
生存与传承，是人的本能，强烈的本能，当这两个需求得不到满足时，那所能爆发出的能量，也是巨大的。
应该是李继迁叛乱造成的影响，从去岁冬，一直到夏初，黄羊平这边的氛围就一直很诡异，紧张中带着兴奋，不少党项人，都有些跃跃欲试。
在去岁冬，榆林官兵，还是对李继迁残匪进行了追剿，但收获甚微，以致于发展到后来，剿匪的官兵对一些党项部族进行了一番侵扰与掠夺之后，收兵回城。
而经过一个冬季的休整，李继迁又重整旗鼓复出，开春之后，即率众多南下，进犯夏州，袭扰当地的汉人，都指挥使王侁派兵进剿灭。
李继迁贼众人并不多，不足五百骑，自不是对手，再度被击败，二次北遁。而在这个过程中，沿途又收拢了一些党项部众，同时，也有更多对朝廷统治不满的党项男丁自备武器马匹，举家追随李继迁。
李继迁证明了自己的顽强，似乎并不是昙花一现，虽然屡败，但依旧顽固地高举反汉的大旗。这面大旗，对党项人很有诱惑力，也具备指引效果，让他们找到了一条宣泄愤怒与仇恨的途径，生计已经如此多艰，死又何惧？
就是黄羊平这为夏州官府牢牢掌控的地方，也有一些人逃出去投奔李继迁。因此，再被官军击败后，李继迁的实力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得到了加强，恢复了两千多能战之众。
黄羊平的镇长名叫张岩，祖籍剑南道嘉州，也是徙边的汉族豪强之一，到夏州已有二十三年之久，因为粗通文墨，又善交际，因此很快就混出了头。
当然，张岩的崛起，得益于一个贵人，兖国公王侁，在王侁游猎的过程中，机遇巧合地救了坠马的王侁，救命之恩，自然得到了十倍的回报。
后来，随着王侁接任榆林道都指挥使，庆祝之后，张岩又用十两黄金与五名美女，换得了黄羊平镇长的职位。
上面有靠山，身边又有扈从相助，就任黄羊平后，张岩也逐渐成为了黄羊平的土皇帝。事实上，对党项人压制剥削得厉害的，也正是这些基层属吏。
豪强出身的张岩，对这一套更是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