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道的纷争，随着宰相赵匡义亲临颍昌城，一番调解之后，两使之争，终于落下帷幕。在京畿道司衙大堂上，赵匡义代表朝廷发表一番康慨陈词，亲自向京畿官僚们传达朝廷的意志，阐述税改的意义，并表明朝廷坚定的决心。
经过赵匡义这一番讲话，京畿官场围绕着税改而发生了一系列明争暗斗，也被强行划上一个休止符，接下来的工作重心，一切都改围绕着新税制的施行而展开，赵匡义表达得很明确。
对于此前掀起政争的潘李二人，赵匡义是各打五十大板，代表朝廷训斥了一番，但在讲话结束之时，布政使潘佑的嘴角是挂着明显笑意的，让一些人更觉面目可憎，不过，潘佑自然不会在意的，在这场纷争中，他显然是胜利者。
至于赵匡义言语中的偏向，以及一些隐晦的警告，潘佑就更不在乎了，本就不是一个政治派别的，也压根儿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赵匡义虽然擅权谋，但文人习性很重，喜欢也是那种儒人风骨，心性情孤僻，再加上那张丑陋的面孔，都是赵匡义不喜的。
不过，赵匡义的好恶，对于潘佑而言，根本无关痛痒，你虽是勋贵之后，宰臣之尊，高居政事堂，但对潘某人还没有多少节制力。
赵匡义颍昌一行，最大的作用，便是让京畿道上层的改革思想达成了短暂统一，不论心思如何各异，但面子功夫是做足了的。并且，给他们划了一条红线，那就是影响改革进程的斗争，朝廷是不允许了，谁触犯，朝廷便发落谁。
当然，表面上呈现的东西，真假难辨。而在私下里，赵匡义把李守元叫上，好生警告了一番。赵李两家的关系摆在那里，对李守元，赵匡义也没有丝毫客气，而是直言其事。
你在京畿道搞的那些小动作，耍的那些小聪明，朝廷的衮衮诸公是心知肚明，只因为行事没有过于出格的地方，方才没有施重手惩治。
但是，倘若不知收敛，一意孤行，那朝廷也绝不姑息。在税制改革之事上，朝廷论迹不论心，只要对改革造成了实质的阻碍，那就是罪过。
因此，继续与潘佑在京畿道对抗，绝没有好下场，也不值得。赵匡义一番严厉的训斥，有如一盆冷水浇在李守元头上，也把他心中暗藏的一点冀望彻底击碎了，失落之余，还不得不诚恳认错，表示受教。
说到底，潘佑与李守元之间，最根本的矛盾，还是权力之争。毕竟，李守元曾经一度以京畿道下一任主官自居。而选择把税改作为政争的武器，在上边大做文章，甚至有激化矛盾的嫌疑，这自然难为上面容忍。
至于税改对既有食利阶层带来的冲击，自然是有的，但对于赵、李这样的勋贵家族而言，并没有想象中的大。毕竟，如今大汉的勋贵们，利益来源众多，土地产出固然重要，但还有诸多其他产业作为补充。
朝廷进行税改，不过加点税罢了，又不是剥夺土地所有权，不触及根本，那就有妥协的余地。更何况，大部分的勋贵，都有一定自有的“免税”额度，这是朝廷的恩赏，并没有剥夺，即便有损失，也是超额的土地，这些本身就是额外利益。
因此，大汉税改，反应最激烈的，绝不是这些上层权贵，而是那些中下层地主阶层，他们才是朝廷主要针对对象，而新税制的分配平衡作用，也是针对这些人的。
当然，即便是上层权贵，也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对税改有准确的认识。损害他们的利益，就有如割他们的肉，做出些愚蠢湖涂的举动，也不会让人意外。但至少像赵、李这样的公侯家族，显然不会像一般人那般，汲汲于那地土地利益。
经过一番彻谈，赵匡义给了李守元两个选择，一是收起所有小心思，留在京畿道，积极配合潘佑施政，完成朝廷交待的税改任。第二就简单了，调离京畿道，到其他地方任职。当然，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继续当前的做法，结果就不是李守元所能承受的了。
而李守元没有多少犹豫，很从心地选择了第一条路。毕竟，第二、第三条，损失实在太大了。至于第一条，则在心理上需要克服一道难关，因为那无异于向潘佑那厮缴械认输，那对李守元个人的威望是会有一定打击的。
不过，大丈夫当知进退，能屈能伸，对于李守元这样的勋贵精英而言，做这样的选择，也不算困难。再加上，总不能把赵匡义也给得罪了吧，这可是如今他们这个政治团体中的核心人物了。
而对其决定，赵匡义还是比较满意的，若是此人冥顽不灵，他一时还真拿他没什么太有效的办法。另外则是，京畿道这可是要地，还是需要自己人的。
最后，赵匡义还是向李守元透露了一些玄机，让他们眼光放长远一些，要往前看。甚至直言，潘佑这个布政使，就是一把刀，用来破除改革阻碍的，在税改完成之前，谁触其锋芒，都只有头破血流一个结果。
而一旦等税改结束，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必然不会久居其任，到时候，机会自然就来了，实无必要在这种上下瞩目的敏感时候与他纠缠。
有赵匡义这番教诲，李守元这才放下心来。甚至于，服软服得很彻底，亲自去找潘佑，违心地向其道歉，并且在赵匡义讲话后，当中表态，将坚定信念、失志不移地推行新制，不负朝廷所托，谁若敢在改革之事上不尽力甚至阳奉阴违，那就是与他李副使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