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蜀乱罪人被集体处刑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已故剑南布政使潘佑的平反，皇帝刘旸特地降诏，为之昭雪正名。
盖因此前川蜀贼寇猖獗之际，潘佑被剑南以及朝中某些人拿出来做替罪羊，言川蜀之乱，祸起潘佑，千般罪责，悉归咎于潘佑一身。
左右人已死了，也没法自证清白，何况王小波在举事之初，还打着为潘佑复仇的旗号，蜀中小民的反应也更加重放大了潘佑的“罪行”。
彼时，刘旸虽然对于此事洞若观火，对于那些涌向潘佑的攻讦也感到愤慨，但为了顾全“大局”，抑或是为了麻痹那些人，选择了漠视。
如今也就导致潘佑不只死不得善终，死后还招致猛烈的攻讦，极其不公的对待，被打为奸贼乱臣，声名尽毁。甚至于连累到后人，他那远嫁他乡的女儿，都被夫家一封休书赶出家门，流落江湖
潘佑这个直臣，孤臣，对他刘旸也未必完全认同，但心中实则是存有一份敬意的。对其遭遇，也始终心里有数，只不过因为政治上的意图，一直没有多作话，哪怕蜀乱平定之后，也一直按而不发。
直至真正的乱臣贼子被正法，潘佑的正名也就开始了。刘旸让内阁学士王旦给潘佑写了一份神道碑文，记叙其忠贞与功劳，不只是恢复名誉，还给了极高的身后待遇，谥号文烈，配享太庙。
同时，刘旸又下令在成都为潘佑立碑建祠，以表纪念。还命人将潘佑之女找到，赏赐五百亩田宅，并给她重新找了个良家成亲，关怀备至。
虽然潘佑从来没有把自己划入南臣的派系之中，但这些年日益在朝中抬头的南方官僚尤其是东南官僚，却始终将其视为东南利益阶层的代言人之一。
当初朝廷内部对于潘佑的攻讦诿罪，多少也夹杂着一些打压东南官场的意图，毕竟经济、文化大发展转化成的实力，也难免让在朝廷占据主要话语权的北方权贵、官僚、士人感到威胁。
因此，当皇帝为潘佑平反的决议传出后，京畿之内最开心的，正是那一干南臣，至于其他权贵、官吏以及普通士民，对潘佑可没有多少感情。
由江南籍的官员牵头给潘佑举行了一场追悼会，内阁大学士、文史界的泰山北斗、东南士林活化石级领袖徐铉贡献自己的府邸作为追悼场所，并以七十九的高龄亲自主持，致悼词，闻讯前往致哀的官吏有很多。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皇帝刘旸圣躬亲至，给潘佑上香，并发表一番动情的讲话，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给潘佑做了一个盖棺定论。
对于潘佑身后的优渥待遇，朝廷内部不是没有异议，相反，甚至可以说是怪话连篇。还是因为皇帝把潘佑捧得太高了，从一介“罪臣”，到流芳百世的“忠臣”，这样天地倒转般的变化，即便死者已矣，仍旧让人难以接受。
就一个问题，潘佑凭什么，为大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良才，又何止他一个？
显然，刘旸如此做法，是蕴含着特殊政治意图的。比起“忠臣”、“清官”等称号，潘佑身上最显著的标志，也最招人愤恨、厌恶的地方，只有一个：改革干将。
无他，这个人是真抓实干，一点余地都不讲，一点也不怕得罪人。太过纯粹不能党同的人，就别想从旁人嘴里听到什么好话。
而刘旸把潘佑这个“榜样”树起来，也是为了平息蜀乱之后的朝廷内部又一争论，统归地税的改革还要不要继续。
川蜀之乱，带给大汉朝廷的震撼是巨大的，虽然历史上有无数的记载，匹夫小民爆发出来，会产生多么大的威力与破坏力，但是，不亲身经历一番，是永远不会有痛彻醒悟的。
从叛军大部被消灭后开始，自洛阳到成都，统治阶级都在反思，反思动乱之根源，虽然许多人的认识依旧停留在一种粗浅的表象上，但还是有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
土地问题，税制问题，贫富问题，监察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社会运转机制的问题，要想彻底解决，基本是不可能，法制社会都做不到，何况人治社会。
然而，作为帝国的统治阶级，掌握着整个社会绝对的话语权与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却还是需要有一定觉悟，一丝底线的。
而蜀中那些权贵，恰恰相反，上忤逆朝廷之命，下无视小民之声，最终酿成剧变。
川蜀之乱，给西南的人口、经济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损失，可以说是元气大伤。然而若透过那累累尸骨、血流成河，从长远来看，似乎也不是没有任何好处。
至少，那难沸腾的民怨释放掉了很大一部分，几十年的顽固积弊端，经过这么一番冲击，也跨倒了，为朝廷善后改革提供了一片空白与契机。
曾经肆无忌惮的勋贵、官僚、地主，不得不收起来青面獠牙，至少要学着装出一副慈眉善目，做些慈善义举。
旁户佃民，也不再是任人鱼肉的草芥，无节制的剥削行为开始得到控制，统治阶级学会反思，不敢再完全无视下民的声音
当然了，以统治阶级的尿性，这样的思考与悔悟，未必能持续多久，毕竟好了伤疤忘了疼才是自然规律。
而以惨烈的流血死亡带来的伤痛，能让统治阶级记住多久，也是其价值体现，虽然怎么看，都显得不那么值，甚至过分悲怆。
至少，从雍熙二年起，未来的二三十年内，蜀中的社会矛盾会处在一种相对较低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