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皇登基开始，大汉帝国属于康宗刘文澎的时代，也就彻底过去了。包括刘文济在内的历届大汉皇帝，论继位之平顺，国势之稳定，处境之优越，没有谁比得上刘文澎。
然而，八年的时间下来，今时之帝国比之平康初年，也发生了大变样，状况不是那般良好。
皇权势弱，朝政不稳，政治也难谈清明，权贵之间矛盾重重，吏治又如脱缰野马般失去约束，冗官冗员，奢靡、攀比之风再起，太宗时代的种种规矩与优良作风被打破
唯一值得称道的，或许在于民间经济依旧极富活力，取得了更进一步发展，但贫富差距的拉大紧随其后，地方宗族豪强、乡绅地主猖獗之势复萌。
而从雍熙盛世，发展到平康“小康”，康宗刘文澎显然身负不可推卸之责任，毕竟，他不是真正的小皇帝，具备足够的自理能力。
然在康宗的立场去自省，似乎又有几分值得“理解”的地方。平心而论，康宗或许不英明，但足够聪明；他荒唐任性，但并不残暴；他好乐怠政，自尊自得，处事唯心，化国器为私用，视天下为私产，但对国家之伤害，或许还比不上史册上诸多“有为”之明君的功业之心带来的负面效果。
终康宗时代，虽然排挤了不少功勋老臣，贬逐了不少忠正之士，但从未擅杀大臣。或许并不能公平、公正地对待那些功臣耆老，但对于大部分人，还是给了一份基本的体面。
说到底，抛开皇帝的身份不谈，康宗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处在了一个不那么适合他的位置上。傲慢、虚荣，没有进取心，祖宗传给他一份堪称历史之最的庞大资产，天下财货、亿兆子民，任他予取予求，在世界祥和、大志不足的情况下，不享受，不挥霍，不浪费，又让他做什么？
以世祖、太宗的标准去要求康宗，简直是对他的苛求，他是个凡人，有凡人的贪恶私欲，他的所作所为，也完全符合大部分封建专制君主的作风与标准。
事实上，一直到死，康宗都还得感谢世祖、太宗二帝，尤其是太宗皇帝。若不是他们留下的帝国底子够厚，经得起他造，或许“康”这个庙号都轮不到他。
若是换一个历史时期，相同的作为，或许“僖”、“熹”、“闵”、“质”之类的庙号就给他安排上了。
关于康宗庙谥，朝廷内部也经过一番讨论，着实费了一些脑筋。恶谥是不可能的，否则平康时代的公卿大臣们何以自处，又将何以谢天下？溢美之谥又不能唯心地给，最终给了“康”这样一个非传统的上号，谥号也要“短”很多，曰睿明武闵孝皇帝，实在是没法再往他脸上贴金了
当然，站在新君刘文济的立场上，或许更倾向于康宗一个下谥，不过，最终他还是认可了群臣的建议。从年号，到先帝谥号，刘文济都是一贯的从谏如流，这也是端拱时代刘文济治政的基调。
康宗毕竟是走了，给初登大宝的刘文济留下的，则是一个极其复杂且麻烦的局面，大汉帝国显然又染病了，这一回，则需要刘文济这个“医者”来诊断、治疗。
而在此之前，他真正要做的，还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皇位，这是一切作为的基础。对此，即便没有萧太妃的提醒，他也有充分的思考与认识。
问题是严重的，挑战是艰巨的，然而，对刘文济来说，再难也难不过十数年失望乃至绝望的坚持与煎熬，难不过地数年如一日的抱病在床、蛰伏观望。
当刘文济登上御座，安居龙床，安然地接受公卿百官、诸国使节朝拜时，他便知道，最艰难的时刻已然过去，“皇帝至尊”就是他最大的底气与自信来源。
刘文济可不是稚嫩的刘文澎，从小饱受世祖、太宗熏陶，又在帝国体制内摸爬滚打二十余年，经受过的磨难与历练，让他从思想到眼光上都充满了睿智，对帝国的人、事、制度，他看得可远比刘文澎要清晰、深刻，当他坐到皇帝这个位置上时，也更懂得怎么发挥其功能。
继位之初，重重压力，种种麻烦，就不断向刘文济袭来，即便他已经表现得足够随和、无害，但仍旧有人不断地来试探他。
但麻烦再多，说到底也是人的问题，把握好朝廷的人情变化，处理好与权贵们的人际关系，即便暂时事无所成，刘文济至少能做到稳如泰山。
在新朝的人事问题上，刘文济干预的并不多，尤其在代表着帝国权力中心的广政殿政事堂内，基本维持着康宗后期的配置。
而这样的结构，固然使得贵族势大，但于还没站稳脚跟的刘文济来说，却有其一利，至少他先天地就获得来自寇准、徐士廉、向敏中、王钦若的支持，而这四人，已经帝国广大庶族官僚群体在中枢的代言人了，远不比当初。
要知道，当初庶族官僚其势最盛时，至少在中枢层面，是要盖过勋贵官僚的。当然，这也需辨证地排除皇帝影响之后再去看待，而整个康宗时代的发展，似乎也说明了一件事，在当下的大汉帝国，最终还是由功勋贵族们说了算
至于尚书令王旦，他的倒台是必然的，镇不住场子是一方面，刘文济继位过程中的波折也需要有人买单。作为“首相”，从他站在慕容太后一边开始，不成功，那就只有下马。
不过，刘文济顾念其三朝老臣，及过往功劳，给了他一份体面，让他出任山陵使，监造康宗陵墓以及日后的国葬仪式。
这里需要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