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开封府尹乃是乐平县公李昭贤，先不提他的履历与资历，就冲他的出身背景，就足以担任这“天下第二府”的主官。
他的父亲叫李继隆，母亲叫刘葭，外祖父为世祖皇帝，也是当今天子的表哥李氏也算大汉将门了，不管是李处耘，还是李继隆、李继和，都是一时名将，尤其是李继隆，统帅之英，中流砥柱，也是李氏最杰出的人才。
不过，随着李继隆兄弟的先后辞世，李昭贤这一代开始承担起家族重任，同时也走上大汉的政治舞台。只是，李昭贤这一代，再无如李继隆、李继和那般的人才，第四代也还无人冒头，因此，李氏家族的丁口多了，但那股家族发展的势头却在衰落。
长年以来，都是李昭贤在维持李氏在宫廷、朝野间的权势与影响，即便他从小就接受李继隆的教育培养，但实事求是地讲，也就一中人之资，为政处事，也只突出一个稳重、和协。
但是，对于李昭贤这样身份的来说，中人之资，已然足矣，开封府尹的职位，就是明证，这可不是一般勋贵能够担任的。
平心而论，如果皇室与朝廷心存猜忌之心，那么如李氏这种，将门世家，在军队中拥有强大影响力与号召力，又曾出将入相，掌管军政权力，同时还是皇亲国戚，对皇权的威胁才是最大的，远比一般权贵要大。
然而，大汉帝国从世祖时代一路走来，比之李氏更显赫、亲近的将门外戚家族都有，且不是一家，等到六七十年后的建隆时代，这种问题，已不是大问题了。
这还得感谢世祖皇帝活得够久，在位时间够长，在他的统治时期，以其崇高的权势威望，将这方面的威胁逐渐淡化、消除了，再加上一系列平衡措施，以及太宗皇帝强化制度的各项政策规定，方才形成当下的局面。
对大汉帝国如今的权贵们来说，一旦有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下手，攫取权力，侵蚀皇权，但谁也不敢生出造反篡位的念头来，那只会让人群起而攻。
但凡统治阶级，想要从其内部形成一种根本性的颠覆，是很困难的事情。当然，若是到帝国的统治后期，那就不一定了，在此之前，仍旧需要一段漫长的发展、变迁。
仔细想想，连皇室宗王都能在朝廷中担任要职，还掌握实权、重权，采用一些皇亲国戚，就更属于寻常了。然而，不管是世祖、太宗，乃至康宗，都在有意地提拔庶族官僚，打压勋贵，用以平衡，
就更别提刘文济了，他才是最需要对帝国权力、阶级进行平衡的人，然而，到最后就会发现，所谓的平衡，只不过在贵族官僚之外，培养出了一批庶族权贵罢了，而这两者之间，本质上并无不同，只不过享有的特权不同，对皇权的威胁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罢了
就拿时任开封府判官的吕夷简来说吧，大汉帝国从中枢到地方设立的“判官”之职，可不只是判狱案诉讼，而是所在职司大小一应州府院事悉可判之，也就是所谓的“通判”，可想而知在相应职事内的权威了，远比传统的“上三佐”要重得多。
当然，随着时事的发展变迁，“判官”一职也不是一个普遍常设的官职，严格意义来说，和朝廷应时则期遣重臣巡抚、巡检地方一般，是个使职差遣。因此，大汉帝国上下部司、州府虽然数以百计，但判官数量并不是很多，只有在特殊职司地方抑或特殊情况下才设立，而开封府当然具备这份特殊性。
至于吕夷简，时年不过四十出头，名声不小，才能也还算出众，但朝廷上下，提及此人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却是其其伯父，“开宝—雍熙”名臣、名相吕蒙正。
当然了，吕蒙正膝下子嗣虽然不少，但以成就、名望及权势来说，还得是吕夷简在事实上成为吕蒙正在政治上的衣钵传人。而若非同姓吕的这层关系在，以及吕蒙正在世、在朝时的一些教导与帮助，即便吕夷简资质再好，想要达到如今的政治地位，也是千难万难的。
进入建隆时代的大汉帝国，或许还要早许多，就已经不是一个任由寒门、庶民、草根崛起的时代了，即便每年仍有不少寒门庶族通过科举、吏职渠道进入仕途，被授命官，然而，这部分人数量比之亿兆子民，就显小众了，同时，也很难说清这些庶民背后是否牵扯到哪些“不普通”的背景与关系。
而曾经那些被世祖皇帝用以制衡勋贵阶级的庶族官僚、寒门将领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也早已成为一种新“权贵”，形成了一种新的传承关系。
毕竟，在官本位的帝国，出仕为贵，而一旦为贵，便实现了身份的转变、阶级的跃升，想让统治阶级的权贵们与被剥削的黎庶阶级和谐融洽相处，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矛盾的事情。
能够做到的，就足以夸他是一个“有节操、有德行”的好官了，这也只是部分统治阶级的自我觉悟罢了。而不管是世祖皇帝还是太宗皇帝，他们所谓的制衡，只不过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培养了一批“新贵”罢了，与整个帝国的阶级矛盾上，并无根本性的改变。
当然了，由世祖、太宗完善的学政、考举制度，保证给予庶民基本的上升渠道与机会，这就已经是其进步性了。
另一方面，掌握帝国核心话语权的功臣勋贵集团，他们的传承维系基本都以血脉为纽带，这是爵禄条制就规定了的，也是勋贵来源与传承的基本特征。
相比之下，“新贵”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