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也是一代大家，清流领袖，他是出身闽学，如今更是莆田学派的当家人物；富弼、韩琦者，多年政事历练，早已是帝国政坛的后起之秀，闻名朝野，但一路都少不了张俭、杜衍这等首相之才的提拔、扶持。
而今科的进士状元曾巩，他则是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欧阳修在房州时收的弟子，是其在“古文”上的传闻，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便是范仲淹，若非其父打下的直通太宗的名声，若非集娄江、睢阳这两大对帝国政坛具备重要影响力学院的光环于一身，他岂有位列宰堂的一日。
当然，范公最终能够入殿登堂，官拜尚书令，得“聚天下之望”，最为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世宗皇帝的培养提拔，还得有个好运道，正统皇帝“听话”
也正是在这样的人才选拔机制与官吏成长环境中，范仲淹秉政的几年，也被后世之人，评价为“大汉帝国最后的公平时代”。
而即便一心为公的范公，其所维持的这份公平，也得打个双引号，因为他维护的朝廷体制，从根本上，是对帝国权贵们的维护。
一方面坚决维护帝国统治与律制，一方面又要打压限制作为统治基石的权贵官僚，范仲淹的执政，可想而知是在怎样一种矛盾、纠结与艰难之中度过的，说其苦苦支撑，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
事情没有尽善尽美的，也正因为范仲淹之后，那种日益让人窒息、束缚的政治环境与升迁制度，才显得范仲淹在时，帝国那苦苦维持的清明，是何其难得。
然而，即便再固化，天下士林、寒门才士，终究还是有上升的可能，那条登龙之阶，也被庶族官僚死死维护巩固，被勋贵集团作为装点的门面。
上升的途径，即便狭窄，毕竟存在
与之相对的，真正让人窒息的，还是军队。一百多年了，军功贵族们对帝国军队的掌控力，虽呈下滑趋势的，但其依旧拥有强大话语权。
另一方面，在军队官僚主义大肆抬头的同时，一些独属于军令、军政系统的规则，也更加固化了，最显著的一点，同样是提拔机制与上升途径。
到正统时代，帝国官兵的升迁，看靠山，认出身，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了，甚至早已深入人心，为人所接受，就好像生来就是这样的规则一般。
对于一个普通入伍的士兵来说，若无靠山，仅靠正常的军事训练、卫戍、戡乱等职业活动，一辈子能够做到一个“百夫长”，就极其难得了。
更多的人，在超龄之后，就被发还家乡务农了，若是有立功表现，抑或是挣得个军职，或许还有机会被安排进地方差役系统，抑或乡兵系统，从地方官府讨份差事，就是这样的人，基本都是十中取一。
正统时代的大汉军队，对普通官兵来说，已然逐渐丧失曾经拥有的荣耀与待遇，东京的昭烈庙，年年都有大祭，但那些曾经动人心弦、直击灵魂的精神与意志，却渐渐染上尘埃
帝国军官的来源，更多的，来自勋贵将门之荫赐，出于帝国几大军事学校。至于武举，则已经彻底被玩坏了，到如今，只是作为一些即将受到提拔的军官履历之一。
至于军事人才的选拔，军队自有其规矩！
而军队的这种固化，又以海军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