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佳正的提问没有难倒罗观，罗观的回答从理论到实践，从解读政策到剖析案例，有理有据，让吴三平喜不自胜，让章渝辉怒不可遏。
孙佳正感叹道：“现在农村的形势是越来越好了。过去，农民都想往城市跑，羡慕城里人，而现在，农村人也能过上像城市一样的生活了。这充分说明，我们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富了一部分地区，而且是把广大的农村也带富了。能够让广大农民过上小康生活，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孙佳正的感叹，让罗观心里有些不舒服。让广大农民过上小康生活？这还差得远呢！现在农民的生活，最起码有一半以上的地区还没有脱贫，还没有达到温饱线。
孙佳正虽然对农民、农村和农业比较关切，但是毕竟他处在高位，对下边的情况并不了解，他所走到的地方，看的都是样板、门面和盆景，各个地方向他展示的也是最为光鲜亮丽的一面。孙佳正这样说，就说明他根本就不知道农村的真实情况。
“孙部长，说实在话，您对现在农村的情况太过于乐观了。我们对农村、农业发展的成就一直估价过高，除了总体估价过高外，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也没有给予足够的估价。真正富裕起来的农村和农民是那些？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沿海、沿边的，这些地方的农民靠卖土地、租房屋等赚了钱；二是靠近城市的和属于城郊的，这些地方的农民靠卖土地。租房子，靠建农产品基地，靠借助城镇优势办工厂等赚了钱；三是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些地方农民借助资源办企业或者直接卖资源赚了钱。真正靠耕种土地吃饭、搞种植业甚至包括一部分搞养殖业中的农民，很难说真正富起来了。而后者正是代表着农村的主体、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民的主体。”罗观说道。
章渝辉听着罗观的话一开始有些生气，但听着听着就有些兴奋，罗观这小子纯粹是找不自在嘛，敢驳部长的话，敢扫部长的兴，看他一会儿怎么下得来台。
“这些没有富起来的地区，主要问题是什么？你有没有思考过？”孙佳正并没有章渝辉想象中的那般生气，而是继续向罗观提问。
罗观稍稍思考片刻，就向孙佳正指出影响农业农村发展的三个关联问题。
第一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农民收入近些年增长缓慢，1992年以来表现得更为突出，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其原因不在于农民使劲少了，而在于：开支大，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每亩地的投入成本不断增长；负担重，拒上面三令五申减负，但各种各样的税费仍在增加，很多农民种不起田；收入减，粮食价格有所增长，但幅度也不大，随着进入o，其他农副产品的价格也不会高到那里去。所以，农民收入增长的前景堪忧。现在我们在上面强调要千方百计为农民增收，要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而农民们却说得很实在：减负就是增收，不摊派就是服务，可我们连减负、减摊派这点事都办不了、办不好。
第二是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要增加农民收入，我们开的一个重要的药方是对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无疑是一个有效的举措。但问题是靠谁来调，有没有能力调整过来。靠国家来调？国家有没有那么多钱来帮助调？不出钱，出政策？光靠政策能不能引导农民来调？这是其一；其二，往哪里调，哪里是可以预见来钱的可调之处？农田耕作不比工厂生产，调了起码要坚持那么一年，市撤境一变，岂不是又要调了吗？谁来支付农民调整后得不偿失的代价？其三，能不能调？这就是我下面要谈到的土地制度的限制。“三分地里闹革命”，即便是闹出花来，其效果恐怕也是有限的。
第三是土地制度问题。这是农村经济制度的根本。我一直认为，要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包括解决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除了要清理外部环境如减负外，从内部看，关键是要改革现有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从土地看，目前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分散，每户一小块，广泛分散在众多的农户中；二是闲置，由于负担重，种不起田，很多农民弃农进城打工，造成土地“抛荒”；三是非流动性，除极少数地方外，绝大部分地方的土地不能流动。我以为，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土地经营的规模经济以及建立在土地流动基础上的私有的或者股份制的农场制度应该是土地制度和农村经营制度改革的方向，这个问题解决了，外部环境理顺了，再加上工业发展了、城市发展了，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就确立了。所以，我们要在现有的土地管理制度和未来的改革方向中间架起一座桥梁，它既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化的推进，更应该包括土地的规范化流动。
罗观说着说着就站了起来，边踱步边说话，颇有一些领导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