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佳正记下罗观所说的三句话之后，又问道：“小罗，还有什么建议？”
孙佳正其实也就是客气客气，谁知道罗观又说起来了：“如果让我说实话，这文件其实没有触及到最核心的问题。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村环境整治、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培育新型农民等等措施当然很好，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挡一个最为严峻的现实：农村人口大量流失，不愿意面朝黄土背朝天，种粮的人越来越少，耕地越来越少。田少了，种田的人走了，还发展什么农业？如何让农民回归土地？如何让农民回归农业？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也是这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核心。不抓住这个核心，讲得理论再高深，都没有用。”
罗观刚刚说的话让孙佳正有些沮丧，感到文件当中的确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李万年听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急忙问道：“小罗，你说的是真的？”
罗观说道：“总书记曾经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到农民最多的地方去、到农民最难的地方去、到农民最苦的地方去。但是真正有几个干部能够做到？呵呵。”
此话一出，孙佳正、李万年、景卫东都有些脸红。特别是孙佳正，作为国家农业部长，最应该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这句话，但是他对农业的情况了解得还不如罗观多，这让他不禁反思起自己的工作作风来。
罗观接着就用例子来说明问题：河洛省一个丘陵地带的农民如果完全依靠自身的劳动完成一年的农业生产，小麦一季或者间种杂粮，收入可以达到每亩15元左右，每个家庭一般有两亩地，收入3元左右。由于劳动不计成本，只算种子、化肥、农药的成本，大约1元，纯收入可以有15元。
如果要雇工，一亩地需要两个工，收割三个工。每个工按2元计算，有的还要管吃，这就需要扣除5元左右，一个家庭的农业年收入其实只有1元，相当于日常农业劳动报酬每天只有5元，按2个劳动日算。
如果这个家庭一年自身消耗自产农产品的一半，它的的商品化率即可以交换的劳动价值大约只有5元左右的纯收入。结论是，完全靠农业劳动积累率极低，很难摆脱穷困潦倒的局面，更何况还有天灾**。
农民无法从农业上养活自己，只有走上打工这条路。现在农民都大量涌向南方、涌向沿海。农业对于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吸引力。
过去农村以人丁兴旺为荣，现在的农村却见不到人，到处看到空房子。不说河洛省，就算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吴东省，按说政府对农村建设的投入不少，几乎村村通公路，有些村庄公路直接连接拽，房子的建设质量有些也很不错，但里面除了家具电器空空如也。当然也有贫困户，但极少。
从东峡县的情况看，目前农村留守人口情况可以用613899来形容，即主要由少年儿童、妇女，老年人构成。而在东峡县，青年妇女几乎一个也看不到了，甚至5岁以下妇女也难看到，都出去找营生了。村里大都是孝和老人，5岁以下很难见到，晚上可能多一些，6岁以下算壮劳力，8多岁还在干农活。这样的劳动力现状很难从事繁杂的农业劳动，包括重体力农业劳动。
“非常多的农民在与我的交谈中，都希望我代表他们发出这样的声音：过不了几年，农村可能真没有人了，那时候不仅没有人种地，关键是没有人会种地。粮食安全隐患很可能在未来几年成为大问题，会有一次大爆发、总爆发。”
罗观说完，在场的人都震惊了，连章定疆也不例外。章定疆在喀么市干过多年，经常深入乡村，但那里的情况很特殊，农业很少，基本是牧民。这些情况，章定疆也是第一次听说。
罗观又说，其实官越大，越难以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每次出去考察，都是准备好的场地、安排好的盆景、设计好的路线、培训好的演员，哪儿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就算是你微服私服，人家一看你的气势，就知道是大官来了，农民哪里敢讲真话？一旦说了实话，被村长、乡长知道了，他铁定倒霉。
“是啊，我们现在的干部，办公室坐得多了，到田间地头少了，高脚杯端多了，大碗茶端少了，跟老板吃饭多了，跟老乡聊一少了。我看，这个风气要变一变了。”李万年说道。
“罗观，怎么能够让农民回到土地上？”景卫东问道。
罗观提出了三条措施。一个是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让农民在土地上有利可图。既然要让农民种粮食，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那么就必须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国家要对种粮的农户按照耕地面积或者是交粮多少进行直补。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增收节支的补助。同时，继续对重点地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并逐步完善办法、健全制度。
措施是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以直接带动农民在当地就业，提升农业的附加值。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建在农村，农民可以在家门口打工。哪怕在家门口少赚一点，也比背井离乡好得多。比如，旧野县之所以成功留住了农民，关键是引入了像裴粮集团这样的企业。
措施是积极发展特色旅游业，推动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罗观举了北召县的例子。溜皮沟和美人峪通过发展旅游，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带动了农民致富。在乔庄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