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合同要等到十月，三方在广交会上签署。各省市、各进出口公司在广交会上都有指标要完成。
所以大家心照不宣的尽量把正式合同，放到广交会上签订。这样不光可以完成任务，给带队领导面子，而且还有不菲的奖金。
按照大陆的惯例，这种意向签订后，工厂就会开始执行合同，所以延后签约对吴大伟或这单生意的运行，并没有影响。
意向书签订了，寰宇贸易公司也算是和华信贸易公司正式结成业务伙伴关系。吴大伟顺理成章地从叶处长这里，得到了广交会的邀请函。
当然，华信贸易公司这次也不是白干，出口合同金额的一成，就是他们的代理费。
对华信贸易公司的叶处长来说，因为这单生意只是代理，具体合同买卖双方都已经谈妥，所以这笔钱挣得好不轻松。
他们的工作就是派出公司的报关员，去海关报关，另外就是为服装厂过一下账。
寰宇贸易公司最终会将合同款项付到华信贸易公司的外汇账户上。服装厂没有外汇账户，就算吴大伟想给钱，都给不到服装厂那里。
出口代理费理论上应该双方共同负担，不过吴大伟觉得合同上占的便宜太大，所以就独自负担了这笔费用。
代理费不多，但关键要支出的是美元。吴大伟这一举措倒使得三家服装厂，都对他感恩戴德。
华信贸易公司是华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国际贸易的公司，具有进出口权。
华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太宗亲自倡导并批准，由后来的榮副主席在1979年成立的公司，业务涉及金融、实业和服务业等多个领域。
荣副主席是荣氏家族的人，在解放前就是赫赫有名的大资本家。后来家族分散到世界各地，各自发展，开枝散叶。
除了荣副主席一支在大陆发展外，香江和北美都是荣氏家族发展比较好的地方。
吴大伟自从回到香江，接手寰宇贸易公司后，就开始琢磨，怎么才能把公司更好地经营起来。
寰宇贸易公司是一家香江公司，背靠大陆这一庞大的市场，吴大伟自然把大陆作为研究的重点。
通过研究，吴大伟发现，由于大陆对进出口的管理政策，无论出口还是进口，自家公司都不能直接和大陆的企业发生直接联系，必须要通过具有进出口权的公司代理。
因为寰宇贸易公司并不是专注于某一行业，做的项目也是五花八门。国内的进出口公司大多都是行业性质的。以后公司项目增加，对应的进出口公司也要增加。
从管理学上讲，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
还好他在首都工作了一年多，知道华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老板是荣家人。而他大学的同学，就是香江荣家的外戚，毕业后进入香江荣家的企业里任职。
吴大伟就和同学联系，大家一起聚了聚。正好他同学所在的企业，与华信贸易公司有业务联系。而华信贸易公司，正是吴大伟所期望的综合性进出口公司。
于是，吴大伟通过同学的介绍，在回国去服装厂前，先到了首都，与华信贸易公司建立了联系。
吴大伟和叶处长一路从粤省往北，最后在津天服装厂签完意向书，一起吃过庆功午宴后，两人坐车回到首都。
车是吴大伟打电话找公司要的，他是为了送叶处长回去。孙大海听说后，请薛海天开着那辆奔驰来的。反正首都和津天离得很近，虽然现在还没有高速，但开车两小时也就到了。
吴大伟和叶处长一起跑了十来天，两人关系处得十分融洽。吴大伟无意间提起计算器的事，叶处长便想帮他找个忙。
回到首都，才是下午四点多。叶处长要先回公司，将代理合同存档。
车停到了建国门外的国际大厦门前。这里是华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办公楼，大部分下属子公司也都在这里办公。
叶处长便拉着吴大伟一起上了楼，回到华信贸易公司，然后找到他的朋友，进口处的崔处长，谈起计算器的生意。
进口处的崔处长也很给面子，同意购买这批计算器。
这不光是给叶处长面子，而且他还知道，现在黑市上走私过来的计算器和电子表卖得很好。进口计算器，绝对有的赚。
这些计算器和电子表都是香江一些小电子厂生产的三无产品，质量很差。这些产品用船走私到粤省，然后再被那些胆子大，敢于抓机会挣钱的第一代富翁们买走，带到各地贩卖。
计算器在粤省的拿货价是八元，到了首都批发价是十二元到十五元，最后在黑市上的零售价一般卖到二十元到二十五元。
许多城市的街头，在八十年代都出现这样的一批人：背着军挎，外面罩着外衣，走街串巷，尤其是在学校和工厂门口，四处兜售计算器和电子表。
吴大伟手上这批计算器，收购公司时接手的积压产品，一共有五十万个。按当时维尔金森购买时的成本算，每个进价0.8美元。
这是原来维尔金森贸易公司从几家大工厂买的，准备卖到欧洲去，因此质量非常好。后来因为政策的变化，无法出手，所以一直积压的仓库中。
崔处长看过吴大伟提供的样品，知道这批货的质量，同时也接受了吴大伟报出的每个计算器三美元的价格。
崔处长算了一下，按照现在一美元兑换二点三元人民币的官方牌价，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