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说当时的历史教育于他留下任何史观层面的印象的话，那就是——人性都是一元的（一个人非黑即白）、激进派相比于保守派永远是对的——就这两点。
一、“人性一元论”
所谓“人性一元论”，是指将历史人物平面化，只因其做了一件好事就定义为好人、选了一个错误选项就立刻沦为坏人。
这种定位，完全忽视了人物所处历史情境的复杂性，以及时代对人造成的认知局限；否认了人性的复杂、多面性与历史选择的偶然、突发性。
记忆最深的例子就是袁世凯。
在高中教材中——甚至是小时候儿歌俗语的潜移默化中——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度落后分子，他为人贪婪、思想落后，在如火如荼的革命中，竟然复辟帝制，终于“人在做天在看”的抑郁而终。
总归一句话，袁世凯是个坏人，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负面的。
后来偶然查阅了《清实录》。
在《光绪实录》等中，可以看到许多袁世凯的奏疏，这些奏疏的内容涉及到废除科举创立新学、编练新军、办工业、建铁路等一系列推动殷省社会现代化的举措。
以这些来看，袁世凯却也是个进步人士，但是在编教材的时候，专家们却回避了这些内容，直接将其定义为一个落后分子，真是可惜。
类似的还有各位军阀，只因了“军阀”一词，他们个个成了“纯黑色”的反动坏人，谁也没有提起他们的抗日态度与民族气节，甚至不屑于给他们一个“灰色”的评价。
《历史的教训》书中说：“历史大体上是由求新的少数人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大多数人只为胜利者欢呼，并充当社会实验的人类原材料。”
扪心细想，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真实。
“为胜利者欢呼”无可厚非，但是一再简单化、一元化“胜利派”之外的重要人物，这样的历史教育是可怕，它除了会培养出幼稚的历史观念外，更重要的是会滋生人心中非黑即白的暴戾之气，正如现今。
二、激进派与保守派
凡是有社会改革的地方，其历史中总有相互拮抗的激进派与保守派。
激进者立竿见影，保守者稳扎稳打，二者各有长处，只由其时其事而因势利导，择一用之，并无普遍之真理、万世之准则。
但在应试历史教育中，往往给学生造成的历史观念是：无论古今中外，在任何社会改革中，激进派较之保守派，总是先进的、富于真理的。
印象最深的，是在讲法兰西大革命的时候。
在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法兰西大革命最受我国历史教材褒扬，其原因在于专家们认为其“彻底”，其实说白了无非是激进。
虽然英格兰是当时的世界霸主，但因其保守的留下了王室，所以在与法兰西大革命相互比较之中落于下风。
其实，站在现代人的全知观点来看，英格兰资产阶级革命与法兰西大革命所造成的政治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同。
英格兰王室并未制约英格兰发展，反而为其增添了一丝文化精神之气，至少威廉王子大婚的时候，英格兰人民群情激昂，扎实地乐了一把。
反而是法兰西大革命，今天我砍你头，明天他推我上断头台，血腥异常。
《历史的教训》书中说：
“那些抗拒改变的保守派，与提出改变的激进派具有同等价值——甚至可能更有价值，因为根须深厚比枝叶繁茂更加重要。”
保守派，还是激进派？
其选择机制在于特定历史时刻的“天时地利人和”，而并不是普适性的“激进派万岁”。
片面推崇“激进派万岁”这种史观，只能加剧社会的功利之气，当下如是。
回到《历史的教训》一书开头的问题：研究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
读史让人谦虚，你能从浩繁的历史中习得许多方法、经验、心境，成为一个“根须深厚”的人。
很可惜，绝大多数文科生，并未在中学历史教育中获得上述这些益处。
显然，李亚峰并没有从研究历史方面，得到比较正面的好处；基本只是成为了单纯的急功近利的激进派。
上半节，联队与强大的天辰一队暂时战平。
联队是客队，下半节四名队员互换场地；李铁如和李亚峰换到开室，与聂风与王新光对阵。
二人刚坐好，聂风就笑嘻嘻询问：“你们俩刚才叫到小满贯了吗？”
俩人茫然摇头。
聂风故意很惊讶地提高声音追问：“只要飞中就能打成的六黑桃，居然没有叫上去吗？”
其实，他是在庆幸自己没冒叫。
李亚峰立即明白了他的心思，反问说：“我们就是四黑桃超一。难道你叫了？”
聂风答非所问，笑呵呵地说：“我发现自己都成精了。”
原来的天辰队，是聂风与周志强搭档，薛平与申老师（小）搭档；叫牌偏于激进，这样的满贯基本都会叫上去。
这样就造成天辰队比赛成绩有些大起大落，遇到运气不好时，容易连战连败。
如今，他偶然发现了风格很稳健的年轻新牌友王新光，并竭尽全力地迅速把他拉进自己的队伍；对此，他心里经常赞自己非常英明。
下半节八副牌里面，有三副有趣的牌，而且应该都是有输赢的牌。
从这一桌的结果来看，至少其中两副牌应该是天辰一队得分了，一副牌的情况还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