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原因，则跟南宋朝廷还算老实，没有减少铜钱含铜量有关。一方面是祖制制约，赵匡胤铸钱用多少料，是有规定的，赵构不想破坏。另一方面，也是吸取了大量失败经验，蔡京就动过铜钱的念头，铸造了大量“当十大钱”，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曾发行过折二大钱来敛财，并没有引起多大混乱，但蔡京一枚大钱用料不及小平钱三倍，却可以当十枚钱来用，当然是要出事的。
结果导致物价高涨，金融混乱。于是蔡京被罢相，朝廷采用了大量措施，试图回收这些大钱。但是难度很大，因为不止蔡京铸造了大钱，由于利润巨大，民间大量私铸。在几倍利润之下，奸商私铸了大量大钱，这是哪怕杀头都制止不了的买卖。宋徽宗免了私铸之罪，但却要求持有私钱的商人，限期将钱送到开封销毁，而且按照铜量，给他们百分之二十的利润，用小平钱换他们的大钱。但商人发觉根本不划算，为了不被追究，大量商人将持有的大钱扔到河里，后世经常在河里打捞出成批的宋代钱币，就是因此而来。
有蔡京的教训在前，赵构可不敢乱搞，只在最紧急的时候，铸造了一些折三大钱应急，当十大钱他是不敢铸的。
李慢侯了解这些，可不是因为兴趣，而是因为他也打算铸钱了。
在《藩镇条法》中，他争取到了大量利益，吕颐浩不是一个谈判高手，许多经济方面的利益，他想都没想就放弃了，尤其是铸钱这一项。
可当李慢侯以为他自己争取到了一笔巨大的权力的时候，却发现吕颐浩不在意藩镇自己铸钱是有道理的，因为铸钱在当下真的是一笔稳赔不赚的买卖。
李慢侯曾经做过一些钱币生意，收集过一些稀缺钱币。知道南宋在赵构之后的孝宗时期，开始在钱币上加上纪年，原因是防止钱监作弊。因为铸钱成本很高，钱监当然不会赔了，钱是朝廷拨付的。他们用这些经费，并没有采购铜料铸钱，而是直接从民间收购铜钱上交，结果就能省下大笔经费私分。为了防止这种作弊，才开始要求再钱币上铸造年号，淳熙十年，就铸上“十”，十二年就铸上“十二”。
李慢侯发现，无论他以什么样的方式，从市面上收购铜料，大规模采购，大规模铸造，都无法将成本压缩到不亏钱，更不用说收铸币税了。
李慢侯要铸钱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收铸币税，他更看重的还是货币带来的经济效应。主要还是为了活跃市场，目前山东的货币体系相对稳定，依然是以盐票和粮票为主，钱引是没有空间的。可铜钱也几乎不在流通。
钱铜倒悬的特殊情景，让全国都这样，有铜钱的，肯定储藏起来，否则朝廷不会下诏禁止藏钱。而且必然有规模巨大的铜钱私熔现象，江南的朝廷抓到这种人是直接砍头的，李慢侯的藩境之内，非常自由，因此铜钱熔铸都快公开化了。这种情况，如果没有钱引这个滥发的搅屎棍子参合，最终会让铜钱恢复到铜价的水平，但江南滥发的钱引，死死的坠住了铜钱价值，让铜钱无法跟铜价一起涨跌。
而盐票和粮票就基本是跟粮价和盐价保持浮动的。
盐票和粮票，在有实物保证，加上扬州较为克制的印刷量的保证下，基本稳定。
山东境内因此货币稳定，但弊端也在显现，那就是盐票、粮票，大量占用了粮食和食盐，许多粮食和食盐是压在官仓里不动的。这些官仓里的实物，其实起到的就是货币在流通中的价值。
如果是不能吃的铜铁，也就算了。巨大的储粮也能应急，可是太多盐就没什么意义了。食盐还是被使用的时候，才更有意义。
因此李慢侯一直就打算铸钱，有了权力后，这想法就开始付诸实施。却面对着这样一个窘境，朝廷的钱引，一时半会是不可能作废的。至少在江南如此，而又会通过商品交流，影响到江北和山东。
而且在扬州印粮票和盐票，在山东使用，已经出现了大量负面效果。那就是这些票据，在山东的受认可程度，远远低于扬州经济能够直接辐射到的江北。山东市面上，绢帛这些实物作为货币的现象，比长江沿岸要普遍的多。
“那就铸造银币！”
筹划了几个月后，李慢侯找不到破解的方法，他可以不收铸币税，但不能巨亏啊，这边他铸造了一百万贯铜钱，花了两百万贯经费，回头那边奸商们熔铸造铜器去了，来回折腾，也无法增加铜钱数量，根本不会进入流通。
铜的货币属性，已经被朝廷的钱引给玩废了，李慢侯干脆进一步，提出铸银币的建议。
日本的白银滚滚涌入宋朝，山东就是集散地之一，输入量并不比明州少。伴随着日本白银输入，相应的是山东各种手工业、矿业产品输出日本，山东的经济恢复和增长极快，总量可能还比不上以前，但人均显然已经超过了，大量山东老人都觉得，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目前的日本白银，当然还支撑不起像明朝那样，将货币白银化的程度，金银天然是货币，可货币不一定非得是金银，宋朝人就用铜计价。
货币本质上，是一种计价单位。只是金属稳定的性质和实用价值，最容易转变为这种计价单位。
李慢侯并不需要铸造大量银币，只需要建立起以银币为计价单位的体系，然后用信用纸币来流通。
因此他实际构想的，是银本位，而不是银货币。
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