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到美国一年多之后，辛亥革命爆发，胡适有很多同学和朋友亲自参加了辛亥革命。胡适虽然自己没有参加，但他密切关注革命的进程，并且和同学朋友有很多通信往来论及革命，他也曾经在很多美国人面前为革命辩护。
远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胡适，是在10月12日得到辛亥革命爆发消息的。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上课。闻武昌革命军起事，瑞澂弃城而逃，新军内应，全城遂为党人所据。”
10月17日，胡适在日记中表示了对于受命镇压辛亥革命的袁世凯的鄙夷之情：“相传袁世凯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
10月30日是中国传统的九九重阳节，也就是农历九月初九日。已经留学美国一年有余的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今日为重九，‘天涯第二重九’矣。而回首故国，武汉之间，血战未已；三川独立，尚未可知；桂林长沙俱成战场；大江南北人心惶惶不自保：此保时乎！”
胡适日记至此戛然而止。几个月后，胡适在写给本家堂兄胡绍庭的书信中表白道：“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首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已耶！……现官费学生皆有朝不保夕之势。然吾何恤哉？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
1912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一周年纪念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我国大革命周年之纪念，天雨濛笼，秋风萧瑟，客子眷顾，永怀故国，百感都集。欲作一诗写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
胡适早年就与革命党人有交往。
胡适他就读中国公学期间（1906-1910），由于该校实际上由当时的革命党人（同盟会员）所创办并控制，该校师生中有不少革命党骨干成员（如于右任、马君武、但懋辛等）频繁地进行各种革命活动，校内还公开传阅革命派刊物《民报》，而胡适平时与这些进步师生的关系又十分密切，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革命党人的活动。有关细节，胡适后来谈起来记忆犹新。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有一晚十点钟的时候，我快睡了，但君来找我，说：有个女学生从日本回国，替朋友带了一只手提小皮箱，江海关上要检查，她说没有钥匙，海关上不放行。但君因为我可以说几句英国话，要我到海关上去办交涉。我知道箱子里是危险的违禁品，就跟了他到海关码头，这时候已过十一点钟，谁都不在了。我们只好怏怏回去。”
文中的但君，即革命党人但懋辛。《四十自述》还说：“二十年后，但懋辛先生才告诉我，当时校里的同盟会员曾商量过，大家都认为我将来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我，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
另外，胡适积极参与写稿、编辑甚至实际主编的《竞业旬报》，该刊名义上为该校学生社团“竞业学会”的会刊，实质上是一份具有明显革命宣传意图与实际内容的公开出版物。所以国民党的史学家明确地称胡适，为“民国前革命报人”的代表人物之一。
胡适当时涉足辛亥革命的活动，并非是被动卷入，而是有相当的思想基础。这是因为，胡适入读中国公学之前一年（1905），即革命思潮在全国范围内刚兴起不久，他不仅如饥似渴地偷偷捧读了邹容著《革命军》，甚至作了全文抄写。与之相适应的一个举动是，胡适因对当时的清廷上海道袁海观袒护杀害中国老百姓的凶手（一名沙俄水兵）的做法严重不满，他除了坚决拒绝学校当局推荐的由上海道衙门主持的考试，还和两名同学一起写匿名信给袁海观，对其严词斥责。这一做法的指归及其政治性质，显然与前几年由激进的留日学生发起的“拒俄运动”近似。
有人认为，后来国民党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党国要员”，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胡适表现了亲近、尊重和宽容的态度，究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胡适早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就在一度上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活动，大致属于国民革命的“元老”级人物。
还有就是，正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胡适，毅然决定由农科（农学院）转为文科（文学院）。很重要的原因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件）的直接或间接诱导。胡适当年虽然可能并不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在思想感情上却已一定程度地把辛亥革命与自己的人生联系在一起，并表示愿意以自己的方式为之服务。
胡适《尝试集》的《文学篇——别叔永、杏佛、覲庄》中，坦陈了学成归国前夜的心情：“故国方新造，纷争久未定。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文章盛世事，今日何消问？”
至于胡适晚年作“口述自传”的时候，才相当明确地回忆指出：“使我改行的另一原因便是辛亥革命”。这一点，更是表明胡适在实际上完全承认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胡适说过：“中国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因为那个顽固腐败势力的大本营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都不容易出头。戊戌（1898）的百日维新，当不起一个顽固老太婆的一道谕旨，就全盘推翻了。——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取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