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个小学几年级的文化，就可以读书写字，这应该感谢五四时期的先贤们。提倡白话文，胡适是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他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掀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就是他提出的“文学改良”首要任务。他一生始终关注着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
南京国民政府初创，胡适因学生罗家伦在政府里当了官，便致信罗氏，希望他提出建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他很盼望党政要人吴稚晖、蔡元培、蒋介石、胡汉民诸公，也能赞助此事。
但胡适等人的意见，显然没得到重视。政府的一切公文，各种报纸，依旧是文言、骈文满天飞。在胡适看来，这简直连北洋军阀政府都不如。1920年，徐世昌做总统，傅岳芬当教育总言课本，改用国语课本。
只是，报纸和公文依旧用古文，学了白话文而不能看报，不能在社会上应用，谁还肯热心去学。因此胡适一直希望政府公文和报纸改用白话。
见国民党的新政府对此无动于衷，胡适一怒之下，便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尖锐批评道：“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一个革命的政府居然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岂不是连徐世昌傅岳芬的胆气都没有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1934年5月间，汪懋祖、许梦因等人重谈“复兴文言”的老调，提倡中小学生普遍学习文言，反对白话文。吹捧湖广军阀何键、陈济棠主张尊孔读经，“可谓豪杰之士矣”。搞起了一个“中小学文言运动”。
汪懋祖，13岁中秀才，15岁入苏州府中学堂，旋转入上海广方言馆，后毕业于江苏高等学堂。
民国元年(1912年)至天津入北洋高等学校工矿科。民国5年赴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学士教育院，受教于杜威，获硕士学位，后被哈佛大学聘为研究员。
民国9年回国，历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校长、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兼教授、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兼教授、江苏省督学等职。先后加入中国科学社、中华教育改进社、教育学会、儿童教育会、乡村教育社、职业教育社等学术团体。
民国16年7月，辞去大学教授及督学等职，返家乡创办苏州中学，民国19年被全国教育学会聘为专家会员。抗日战争期间，任昆明西南联大等高等院校教授。抗日胜利后，返回苏州，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民国38年1月10日病逝于苏州。著有《美国教育彻览》、《教育学》等。
这样一个人都对文言文情有独钟，可见传统的力量有多强大。
进步文化界对这种迷恋古文的论调，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独立评论》发表了任叔永的《为全国小学生请命》，胡适也发表了《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和《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等几篇文章。
胡氏在分析批驳了汪、许的文言主张之后，指出：“我深信白话文学是必然能继长增高的发展的，我也深信白话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一天会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话文学完全奠定标准国语之前，顽固的反对总是时时会有的。对付这种顽固的反对，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虽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进步，——必须还靠第一流的白话文学的增多。”
至于读经，胡适同意傅斯年的观点，认为“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拿这些来教儿童，教员不是浑沌混过，便是自欺欺人。因此，“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读经的论调，本是沉滓泛起，进步文化界稍加批驳，便又沉落下去了。论争便很快转为“大众语”的讨论。
这是关于文艺大众化讨论在语言问题上的继续。人们提倡大众语，是“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要做到“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而且还要成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
这场讨论是为大众着想的，对于促进新文学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
但讨论中，也有人借“大众语”来否定“五四式白话”，要把白话与文言文一起抛弃。这种行为被鲁迅斥为“狗才”，“虽然好像很激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鲁迅认为，提倡大众语，应该做“更浅显的白话文”；而关键在于作者须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胡适也参加了大众语的讨论。
他针对一些人把大众语同白话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指出：“大众语不是在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所谓‘大众化’，是指‘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人懂得的本领’……现在许多空谈大众语的人，自己就不会说大众的话，不会做大众的文，偏要怪白话不大众化，这真是不会写字怪笔秃了。白话本来是大众的话，决没有不可以回到大众字所以不能大众化，只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大众的存在。因为他们心里眼里全没有大众，所以他们乱用文言的成语套语，滥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新名词；文法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