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朝，各课杂税琳琅满目，实物税会同粮长制一直是明朝维持社会体制的基本方针。
明朝废除实物税在历史上要等到嘉靖十年，桂萼提出的‘一条鞭法’在个别地方开始实施，而后经张居正的手推行全国。
随着一条鞭法的推行，实物税开始陆续消失于历史长河中。
这是在唐朝两税法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重要财政体制改革，同时也为雍正提出的摊丁入亩政策打好了政策基础。
无论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都被视为利大于弊的好政策，因为这项政策放开了人口上限。
明清以前，鲜少有王朝丁口超过一亿后还能维持社会体系的稳定，不使地方出现流民，唯有明清两朝，前者人口达到两点三亿在册，后者更是一举突破四亿大关。
但是朱允炆并没有打算推行这两项政策。
他废除实物税，砍掉所有的杂课。
目的不单单是为了给老百姓减压，而是为了让民间的经济‘活’起来。
往后缴税要缴银钱，不能拿实物折抵，那么老百姓就需要自己想办法把货物卖出去。
而且一条鞭法或者说摊丁入亩的税基是地。
朱允炆这里仍然以人为准。
不能种地的交地钱，织布的也交地钱。
只要中枢对民间的人身控制不松弛，那么人口的上限就无法被放开。
这样就不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不会使得国家在经济的发展上被锁定在特定的阶段而难以突破。
也就是会减缓经济内卷化的进程。
“砍掉所有的苛捐杂税，废除实物税，可以推动百姓们的劳动价值增加。”
也就是让百姓不再抢破头为了区区一天几文钱的工钱就忙碌一整天。
中国的家庭农场面积因为耕地面积过小，为了维生而不得不在劳动力边际回报极低的情况下仍然持续投入劳动，社会的主流经济就是一种纯粹的糊口经济。
这种环境下，国家的经济形态就成为了特别顽固、难以发生质变的小农经济体系，无法突破和发展。
基于这种情况，技术的跃迁就无法出现，庞大人口的超大规模性，劳动力的极度廉价性，成为了极重要的历史变量，限制了思维模式的转变。
朱允炆这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思考和焦灼于大明这个社会生产力的停滞不前，现在他明白过来，在这件事情上，社会的经济体系是占到一定因素的。
乾清宫里有些安静，几名阁臣都在沉心思考朱允炆这个皇帝的提议。
可惜的是，他们并不懂得国家经济学、
如果不是格里安奇的到来，准确来说，朱允炆这个皇帝跟内阁几名大臣的思维是高度一致的。
那就是想尽办法追求人口数的增加。
似乎只要人越多，地越广，税越高，这个国家就越加的强大。
而实际上，这样走到了尽头，那这个国家就会垂垂老矣，被无数看不见的细丝缠住手脚，成为一个举步维艰的巨人。
“臣无异议。”
想了半天，杨士奇也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很是干脆的支持了朱允炆的想法。
“砍掉杂课，在政策上为民间的自营经济注入活力，让自营的矿场、布坊、茶园、农场等经济体，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来决定产量和雇工。
而不再一味的追求以投入劳动力来决定产量的生产方式。
让他们可以安然的思考一下如何以技术实现节约劳动力成本，如此一来，便可以推动社会技术的进步革新，埋下工厂、大规模生产集群诞生的种子，或者说，埋下工业革命的种子。”
朱允炆一顿嘚吧嘚的长篇大论，听得几人也是一阵头晕眼花。
皇帝的话，每一个字他们都能听懂，连成一句话可就像是听天书了。
什么叫做工业革命？
虽然听不懂，但是并不妨碍他们习惯性的把这些话全部誊抄下来，记录在小本本之上。
“除了这项政策以外，朕还有一个人事任命。”
朱允炆一开口就是重磅炸弹：“由格里安奇出任工商联副大臣，于严卿一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型，全面放开对商人的监管限制，争取先一步让沿海有条件的省府都富起来，再一步步让内陆的省府也富起来。”
完了，皇帝这是不知道被那个蛮夷灌了什么**汤。
解缙下意识的脱口而出表示了反对。
“陛下，哪能让一个蛮夷身居高位啊，这先唐朝之安禄山可就是前车之鉴。
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举断不可行。”
他还算克制，没有说出什么昏君明君之类的诤言。
而在解缙之后，其他几人也都纷纷表态反对。
在这件事情上，内阁的意见出奇一致。
这大概就是时代的偏见与傲慢。
泱泱天朝，国大民骄，谁能看得起一个蛮夷。
今天让一个蛮夷做工商大臣，将来谁敢说蛮夷就不会当大明的阁臣。
这不成qín_shòu在朝了？
来自内阁的强烈反对让朱允炆顿时一怔，这么多年来，这还是他第一次被内阁如此团结一致的封驳。
虽然朱允炆可以拿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强行通过，不过确实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洋人来刺激到内阁这些人。
“既然各位卿家都反对，那看来是朕考虑不当了，既然如此，便让这格里安奇去工商联做个经济顾问总行了吧。”
几人这才松了口气。
大明不是元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