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抗议！我反对！这是诬蔑、这是造谣……我的国家里不是这样的，那里的人和这里的人一样善良、一样勤劳、一样热爱生命！”
还没等洪涛反击呢，戴夫就先听不下去了。虽然大家都没点名道姓的指责某个国家，可他也知道这些事例是在说哪个国家，恐怕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类指责了。
换成别人还能假装没听见，可是住在一起的邻居如果也这么认为，他就无法忍耐了。合算你们平时都把我当二傻子啊，不成，必须要为自己的祖国正名，同时也是维护自己名誉。我既不是傻子，也不是种族歧视者和施暴者！
“是的，这些问题确实有，但不是常态，更不是天天发生。要说治安，在我家乡的镇子已经很多年没发生过恶性案件了，要比这里还安全的多。警察开枪那是警察的权利，也是按照法律执法。这里的警察不会开枪，那是因为这里的人没有枪，警察可以允许陌生人靠近。恕我直言，这里的警察根本就不是警察，还不如老太太，太软弱了。我亲眼看到过酒后的司机开车逃跑甚至撞击拦阻者，而警察只能拿着可怜的小铁棍，冒着受伤风险去敲打车玻璃。这简直太滑稽了，难道警察不是人吗？为什么要冒这种额外的风险，这样做对维护法律有任何好处吗？如果说美国枪支过于泛滥了，我部分认可，我原则上也是支持严格管理枪支的。可不光美国警察会向不服从管理者采取暴力，欧洲很多国家的警察同样配枪执勤，如果你做出危险动作，同样是会被当场制服的，甚至遭到枪击。”
不光戴夫需要维护名誉，谢尔曼也不能在圆滑下去了，他还比戴夫能说，中文流利的多，连成语都会正确使用了。
“哎哎哎，可不能这么比啊，我们的警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的警察是为资本家服务，这能一样吗！”听到老外说自己国家的警察太面，在座众人脸上都不太好看，别看吴友良平时满嘴都是对社会、对政府的抱怨，可到了关键时刻他依旧是个非理**国者，不管对不对，先反对了再说。
“你、你……”这时候就看出母语和外语的区别了，不管学的多通顺，急眼的时候还是没有母语麻利，戴夫知道说母语没几个人能听懂，可说中文就开始结巴，你了半天，除了把脸憋红，啥也没你出来。
“邦邦邦……邦邦邦……”就在戴夫和谢尔曼咬着耳朵用母语商量该怎么反驳时，屋里响起了清脆的敲击声，洪涛用筷子敲着盘子站起了身。
“米粒，佳慧，刚才你们这些叔叔大爷姨们的争论看到了吧？谁对谁错先不做评价，我先给你们提出个问题，吴大爷说的是什么意思？啥叫为人民服务，啥叫为资本家服务？你们听懂了吗？”
“……”小米粒和孙佳慧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好像也没从对方那里看到任何答案，只好一起摇头。
“不光你们听不懂，我也听不懂。这种说法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黑暗时期的标准模式，叫做唯阶级论。不管任何问题，只要先把阶级对立起来，给对方扣上个阶级敌人的大帽子，问题就不用争论了，道理也不用讲了，剩下的就是一个阶级批斗另一个阶级。老吴，你别翻白眼，四人帮打到这么多年了，但我们这代人、我们父母这代人身上，还残留着很多四人帮的流毒，讲道理不说讲道理，总喜欢玩人身攻击，往别人脑袋上扣大帽子，这个习惯非常不好，更不能传给孩子。谁是人民谁是资本家？来来来，诸位，你们说刘总是人民啊还是资本家？你们都不好意思说是吧，那我来当这个坏人，如果能把马胡子挖出来灌点回魂汤，他肯定会指着刘总的鼻子说是百分百的资本家。怎么着，社会主义制度里居然出现资本家了，你说马胡子能认不？所以说就别提这种不露脸的事儿了，也就是戴夫和谢尔曼嘴皮子没那么恶毒，要是换成我，我就说说为啥上街都不敢扶老太太，为啥专门有个职业叫碰瓷，为啥富人捐款都能作假，事后还屁事儿没有，为啥年年抓贪官年年有贪官，一个还比一个更贪，抓了一个出来一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洪涛有点生气了，不是生吴友良的气，也不是生其他人的气，他是生社会的气。吴友良不是一个人，他真不是一个人，钱德利也不是一个人，他们都是一大群人的代表。
也正是这些人无时无刻把身上带着的严重缺陷传染给下一代人，通常都不是故意的，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身体的一部分。
这几年社会上有个说法，一有老人犯错、出来现眼，年轻人就说是坏人变老了。可是这些80后、90后、00后们可知道这些所谓的坏人是怎么来的吗？根本就不知道，也很少有人去想深究过。
人没有生来就坏的，这些所谓的坏人就是被那十多年训练出来的、教育出来的、逼出来的。当年为了生存，每个人都要把自尊、自爱、公正、怜悯、正义、善良等等所有人性里美好的东西扔掉，扔的干干净净，哪怕多留一点都有可能成为阶级敌人，被批斗、被迫害、被孤立、被社会抛弃。
任何人，被这样教育、培训、实习十多年，再想改回来那可就难了。问题是时代并没留给这几代人改变的机会，马上就是改革，就是一切先前看，抓到耗子就是好猫的年代，一下子又是几十年。
要是这么弄还不变成坏人，还不是自私自利，没有任何社会责任的人，那岂不是圣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