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企郊之前只在扬州担任过推官，并无担任一州主官的经历，所以对赋税这块不甚敏感。
依照他的心思，还停留在儒家经典的“苛政猛于虎”的印象上。
故而，经过张顺这番说辞，顿时大受震动。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取有余而补不足，以工代赈，一进一出，活生民何止万千？
这一桩桩新理念，顿时让他茅塞顿开，内心佩服的五体投地。
当然，你要以为张顺止步于此，那真是小瞧他了。
张顺前世曾经兼修过法学专业，虽然学是的囫囵吞枣，好歹也知道大名鼎鼎的《拿破仑民法典》。
按照张顺前世教科书的说法，这是一部资产阶级法典。
为什么叫做资产阶级法典？是因为他以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法典。
如果再具体一点可以说是调整以企业为核心的生产关系的法典。
而相对应的中华法系，或者说中国传统法系，这是一部典型的封建主义法典。
其呈现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民事为辅”的特征。
比如如今施行的《大明律》，除了大多数刑法条文以外，涉及民法和商法的内容几乎寥寥无几。
其只要作用是为了调整以土地为核心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法典。
前者的主要生产单位是法人，或者称之为企业。
而后者的生产单位是户，所以户籍制是重中之重。
但是以土地为生产资料，以户为生产单位的《大明律》显然无法满足新时代工商业的管理。
其典型特征就是明代工商业极度发达，然后朝廷既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管理，亦无法对其征收合理的赋税。
其主要表现为两点：
一个是朝廷对陕山商人向塞外、后金的走私无法禁止；
一个是大明朝廷对工商业征收到赋税远远低于工商业在经济中实际占据的比例。
所以，张顺这一次整顿耀州窑的目的并不单纯。
他不但要借此征收税赋，赈济流民，更要把耀州当作一个实行工商法的试点。
虽然他并没有本是背诵下相应的法律条文，但是只要掌握了相应的法律理念和观点，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完善具体措施。
而他对工商法能否成功的关键就看三点：
第一个是能不能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法人体系。
第二个是能不能征收与工商行业体量相适应的赋税。
第三个是能不能能不能依法控制工商业健康合理的发展。
这其中对义军政权来说，最直接的厉害关系就是能不能征收到合理的赋税。
其实，大明朝廷也不是真的不想征收商税。
只是大明的商税如果仔细论起来，可以分为两种，即过税和住税。
所谓过税即是过境税，像设立关卡收取的厘金、城门税等皆属于此类。
而所谓住税，即是在货物落地、售卖的征收的税种，如前面宋企郊提到的“门摊税”、住税和房店税等税种。
而明代对工业，包括工矿和手工业征税基本上却聊胜于无。
其中万历等人不是没有派遣太监征收矿税，结果因为不得其法，不但经常激起民变，更是被上下官吏骂了个狗血喷头。
其中关键在哪里？就在万历根本不掌握矿税的税基数据，只能强行摊派，闹得天怒人怨。
所以张顺对此事颇为谨慎，并预留了足够的耐心。
他不由叮嘱耀州知州宋企郊道：“其中关窍，首在登记，务必登记明白了，这才好征收赋税。”
“宋知州可以特设一登记司，专管窑炉登记事宜，限期多少日内，无登记者，一发不许烧制瓷器。”
“这作坊字号和所有人都好办，只是那作坊雇佣人员几何，每年产瓷器多少件，我担心作坊主不肯如实相告。”宋企郊不由担忧道。
“此事简单！”张顺笑道，“耀州窑炉虽多，恐怕坩子土却不过数处出产。使人务必给我看严了。”
“产瓷多者多领，产瓷少者少领，此其一也。”
“及征收工税以后，宋知州雇佣灾民运输瓷器，亦按照作坊申报多寡进行运送。”
“多报多送，少报少送，一切皆以登记为，此其二也。。”
“如有愿意扩大或减少规模者，一律报登记司核实以后，再行变更登记，此即是税基也，万万不可有差！”
耀州知州宋企郊闻言顿时听的满头大汗，连忙寻了个碳笔，拽出衣衫来，搁上面写写画画起来。
张顺见状瞳孔不由一凝，借着若无其事的继续道：“待字号登记完毕以后，复令每个字号须设会计至少一人，专门记录买卖、用工及纳税之数，谓之账册，以便日后查验。”
“比如耀州岚记今年纳银五两，课税司须出具带有双方印章和签名的纳税证明一式三份。”
“一份留档，一份交付省内，剩余一份则留给耀州岚记钉入账册待查。”
“若耀州岚记已经缴纳，课税司欲加征或复征，耀州岚记便可以此为凭借状告课税之人。”
“若耀州征收工税三千两，却上报省内两千两，自用一千两。那么省内便可召集作坊，逐一查验，以防其监守自盗。”
那宋企郊听到这里，哪里不知张顺早有打算？
历朝历代，课税乃第一艰难之事。
课少则朝廷入不敷出，课多则祸患生于腋肘。
故而课税第一要务便是掌握税基数据，然后方可课税。
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