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徐彦卓准备一直待在俄国，一直到二战结束。可是，他现在却不离去了。之所以离去，是因为他接到了北京政府的电报，而且段祺瑞电报中呈述的理由让他无法拒绝。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民国带来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100多万滞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侨，面对混乱而血腥的俄罗斯内战，其生命和财产都遭到空前威胁。
西伯利亚实在太广袤了，广袤得足以消弭任何来自欧洲的澎湃浪潮。
来自圣彼得堡的革命巨浪，涌到太平洋海岸时，几乎只剩下了几朵小小的浪花。远东地区不足1万人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足够的号召力，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在通过突然的军事政变占领了伊尔库茨克、海参崴、伯利、海兰泡等战略要地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被颠覆，布尔什维克依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游击战。
占据优势地位的白卫军，走马灯般地替换着领袖和政权名称，“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全俄临时政府”、“全俄政府”，你方唱罢我方登场，一片鼎沸。
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足有百万之众的华侨之中，除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的华工。中国加入了协约国的阵营，派出了大量华工，其中不少由陆路经俄罗斯前往前线。俄国陷入内乱之后，这些华工陆续汇聚到伊尔库茨克等地。处境悲惨。
同胞正被屠杀，俄罗斯相互对立的武装派系，都强拉华侨的壮丁。套上一件脏兮兮的军装，这些只听得懂“乌拉”的中国人，就被投入到了枪林弹雨之中。即使未被强拉壮丁的，也在一拨拨穿制服的强盗面前，宛如待宰的羔羊。甚至连以“护侨”名义出兵俄罗斯的日本军队，也莫名其妙地对华人大开杀戒……
暴动的消息一日数惊，当地华侨纷纷涌向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在俄国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华侨团体如海参崴中华总商会、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伯力中华总商会、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等，都紧急呼吁祖国派兵前来护侨。
告急文电雪片般地从海参崴飞往北京：“同胞正在挨饿，一些华侨的日均粮食只有4两……”
“同胞正被劫掠。无论‘红’‘白’，只要是扛着枪的老毛子，都把华侨当做予取予夺的金库……”
百万华侨翘首南望，向着北京求救。
除了北京之外。近在咫尺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黑龙江督军孙烈臣。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文电，黑河商会甚至派出代表常住沈阳，不得出兵誓不罢休。
此时北洋政府却焦头烂额，一边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一边要应对山头林立的国内各派势力，正在扯旗放炮武装暴动的革命党，牵制了政府的大量兵力。
其实，当外交部收到海参崴总领馆报告的第二天。就立即与海军部展开了磋商。此时，是1917年12月12日。距十月革命爆发仅35天，考虑到十月革命波及到远东的时差，北洋政府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及时、迅速的。
对于派遣军舰护侨，海军部毫无异义，认为理所当然，但是，“现时国内多事，军舰不敷分布”，爱莫能助，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为华侨尽力提供救助。
海军部的婉拒，绝非推托搪塞，此时国内的确是多事之秋。
此时，孙文在广东联合西南军阀等，发动第一次“护法战争”。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北洋第一舰队，投奔了南方阵营，这导致政府手上能掌握的海军力量大为削弱。俄国内战导致华侨告急之时，祖国的内战也正打得如火如荼，各种势力在动听的口号下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假共和”，宣称自己才是“新共和”。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华侨命运，也就只能留给当家当得焦头烂额的北洋政府去操心了。
对于海军部的婉拒，外交部却并不气馁，当天再杨度发函，要求海军部以华侨为重、以大局为重。海军部一时处在两难的境地，直到半个月后的圣诞节当天，才答复：依然是无舰可调。
1月19日，外交部将海参崴总领事馆的电报提交国务会议审议。依然被南方动乱搅得一团混乱的中央政府，同意了护侨之事。国务会议决定，由陆军部会同奉天、吉林两省，抽调陆军进驻图们江，保边护侨。2月16日，国务会议又决定，由吉林督军调兵绥远，保护伯力华侨。但考虑到出兵入俄将引发复杂的国际问题，军队不得越境行动，主要目的就是保持撤侨通道的安全与畅通。
控制东北的张作霖等奉系军阀，与控制北京的皖系军阀，并非同志加兄弟，各有各的小九九。但在护侨的问题上，双方罕见地保持了一致。奉天、吉林两省奉命，立即抽调了大批兵力。张作霖等还在华侨中推广自我保护办法：“一、财产造册送交俄官，以为损失索赔根据。二、紧急时悬挂国旗，标示华侨。三、各商设团自卫。”
但是，这种隔靴搔痒的办法已经无法应付俄国越来越恶化的局势。2月份，布尔什维克在海参崴暴动，推翻了当地旧政权，却未能控制局面，海参崴社会秩序彻底崩溃。日本、美国、英国也已经派出军舰，进行武装示威。
此时，南方“护法”阵营围绕着拥护孙文还是拥护约法，发生了分裂。孙文希望借护法战争之机会，建立自己的军队，要求海军总长程璧光率舰队与他协同，攻击驻守广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