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依旧每个周末去饭店小聚,每到周末临近时,我们都会显得有点兴奋和迫不及待,紧张而又繁琐的一周工作终于过去了,我们终于迎来了周末,我们可以尽情自由的放松一下心情,过个慵懒而又舒适的周末。
我们的酒杯倒满了酒,各自嬉笑着开着玩笑,一杯喝完,等到喝第二杯酒的时候,我们借着酒精的作用开始各自讲述着工作中遇到的不开心的事,或是社会上发生的让我们不开心的事,也许是一种现象,也许是国际国内的大事件,我们好像挺忧国忧民似的,各个人都在发表着自己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每个人却绝口不会提及自己的伤心往事,绝不会把自己的伤疤血淋淋的揭下来展示给别人看,自己的伤痛要留给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慢慢品尝、慢慢疗伤,纵然耗尽一生的时间也治愈不了的伤痛,我们各自也绝不可能把它拿到酒桌上和大家共分享的。
我们谈论着各种规章制度对于我们弱者的不公平,我们义愤填膺、各抒己见,当时的我不懂这些人性的丑陋,总是那么天真的认为生而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但是,现在的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我终于知道当初的我们也许真的有点弱智。
任何一个游戏规则都是有强者制定的,强者之所以制订这些游戏规则,那是他想要用这种制度化的东西来堂而皇之、掩人耳目的维护并获取自己的利益,而我们弱者却把它当了真,等到仔细研读实施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些游戏规则对我们有时显得是那么的望梅止渴。因为我们所不需要的,这些游戏规则能够制订一大堆;而我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要么对我们极为不利,要么就是门槛太高,让你感到遥不可及。到最后我们才发现,这些游戏规则的制定说到底是为强者自己量身定制的,根本就不关我们这些弱者的事,而我们的不满和呐喊让我们看起来就好像是在乞讨。
就好比我在前面所提及的教师职称问题,这个政策制定的本生出发意义是好的,可是等到一级一级实施落实下来的时候,却已变了味。刚开始实行教师职称评聘的时候,那些校长总是有意无意轻描淡写的说着,反正职称评聘和工资不挂钩,让我们安心教书、安心工作。可是,等到过了几年职称和个人工资开始挂钩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当初对我们若无其事说着这些话的领导一个个却都在第一批就已经把自己评上了高级职称。
感觉被戏弄了的我们只有拼命干,目标是努力赶上。可是当我们正在拼命努力力争赶上时,人家又出台了一个“小教高”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职称名称,它的意思就是小学高级教师中的高级教师,相当于爷爷的爷爷的称谓。高级教师对于我们来说还有点希望,但是这个“小教高”的职称却让我们底层教师感到望尘莫及。
因为所有需要被评上这样职称的资源都被领导把控着。首先需要含金量高的评优评先证书,而这些含金量比较高的评优评先的指标都被这些领导背地里截胡了,作为底层的老师面对那么多眼花缭乱的评优评先证书时,简直是听都没有听过。最为可气搞笑又显无奈的是,我们局里一个主管教研工作的小领导竟然以我们学校的名义上报材料,以我们学校为自己的工作单位偷梁换柱获得了我们这个小地方从未有过的教师最高荣誉“省优秀教育工作者”。中国式的善良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恶人自有恶人谋”,“损人利己”,对于事不关己的事绝不会去瞎掺乎,总是喜欢用“恶人自有恶人谋”这样消极的明哲保身的处事法则来自嘲自己,对于损人不利己的事那是绝对不干的。
有了含金量很高的各种评优评先的证书,接下来的一步就是需要有公开发表的论文。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所写的论文,真的不应该属于论文的范畴,充其量只不过是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一点经验小结而已,不过,就是这样的所谓论文的公开发表也被领导所把持着。领导运用他手中的权力,他可以决定征订哪家出版社的教育期刊以及征订的具体数量,出版社会根据所在学校教育期刊的征订情况,而让领导在这种公开发行的教育期刊上发表几篇小文章,这就是所谓的公开发表的论文。而当那些处于底层的教师正在满怀信心与希望把自己一笔一划费劲脑汁所撰写的论文投递给公开发行的教育期刊时,我估计这些编辑也许拆都不拆,就直接把它们丢进废纸篓里面去了。因为有限的篇幅要留着给那些决定他们来年期刊征订数量的各地各校的大小领导了,哪里还能挤出空白的页面安排你的论文呢。
当时的这些小学校长除了可以在公开发表的教育期刊上轻而易举的发表所谓的论文之外,他们还热衷于写书致富发家。他们辛辛苦苦的罗列出一些文字出来拼凑成一本本所谓的书,既没有文学艺术性,又没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他们买来书号刊印成书,然后各自心知肚明的利用手中的权力各个学校互相毫不打折的摊派几十本几百本,彼此默契的你出书我来买,我出书你来买,当然用的都是单位的公款,就这样他们花钱出的书,不但不愁销量,竟然还能小赚一笔。这些学校用公款买来的几十几百本的书,自从它们被搬进学校图书室的那天起,就从未有人翻阅过,甚成捆的包装纸都没有被打开过,有本领你就把你的书摆到新华书店的书柜里,看看有没有人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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