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遵照上级命令，苏建国指挥他所在的团，对侵犯中国领土的外国军队进行还击作战。3月16日部队全部撤回国内，完成作战任务。
苏建国的部队在撤退回国的过程中，回收了此前援助外国的大量物资，并沿途摧毁了该地区的军事设施、公路、铁路、矿山等设施。
战斗打响后，谢芳菲才知道苏建国承担的使命，她既为苏建国感到骄傲，又非常的担心，提心吊胆，晚上睡不着睡。
苏玉婷在北京，既为父亲担心，又为母亲着急。
这一个月，胡志强白天把谢芳菲接到家里，让她陪胡莲卖卤肉。晚上，则由黄英姿到军区大院，陪伴谢芳菲。
当胜利的消息传回来时，大家都欢欣鼓舞，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
1979年4月初，成都平原春暖花开。锦城电视机厂新引进的三条生产线，在西安电视机厂停止供应显像管的同时，全面投产。这势必大幅度提升锦城电视机厂的赢利水平。
全厂上下，正信心满满、干劲十足地工作。
此时，韬光养晦的杨厂长和他的亲信杨大元，逮住了一个机会。二人正在杨厂长家的书房里，认真谋划。
杨大元对杨厂长说：“老伙计，机会来了。”
杨厂长说：“锦城电视机厂现在正如日中天，刘厂长的威信，全所未有的高，哪里有什么机会？”
杨大元说：“改革归改革，改革也不能触犯刑法。”
杨厂长问：“谁触犯刑法了？”
杨大元说：“刘厂长和胡志强！”
杨厂长问：“触犯什么刑法了？”
杨大元说：“刘厂长和胡志强投机倒把！他们犯了投机倒把罪！”
“投机倒把”原意指看准时机行情，转手倒卖，以攫取暴利的非法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囤积居奇、操纵价格、制假售劣等不法行径，时有发生。
七十年代，游离于计划经济秩序之外的“地下”工商业活动，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氛围中，往往被视作“挖社会主义墙角”，因而备受打击。
改革开放初期，计划内的部分实行国家统配价，同时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并按市场价格出售，形成了特殊的“价格双轨制”。
赚取牌价、市价之间差额的各类商业活动，客观存在，但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投机倒把罪，顾名思义即是以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套购转卖等手段获取利润。
杨大元认为，刘厂长倒卖10000吨化肥，坐着就赚取了35万元巨款，这就是典型的投机倒把。
杨厂长不认同，他说：“刘厂长为厂里赚取了35万元，这是好事。刘厂长一心为公，为了厂里的改革而冒险探索，先行先试，我不赞同告他。”
杨厂长虽然跟刘厂长有矛盾，时常想找机会把刘厂长整垮台，但他懂道理，明大义。
通过这段时间的共同工作，杨厂长知道刘厂长为人正直，有责任有担当，是难得的企业带头人，他打心眼里，尊敬他。
杨大元说不动杨厂长，就转而联络被刘厂长调整到生产车间的原销售科科长李主任，被刘厂长从生产车间调整到组装车间的林主任。
李主任和林主任，对刘厂长还是有一些成见，经杨大元一怂恿，三人着手收集材料，固定证据，然后分别写匿名信到计委、监察局、公安局、工业厅、商业厅，检举控告刘厂长和胡志强，倒卖肥料，搞投机倒把。
......
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后，市场活跃起来。因为有韩兴勇在粮站，有黄英雄在土产公司的有利条件。胡志强和黄英姿准备到南充农村去考察一下农产品购销行情。
胡志强向单位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刚准备出发，黄英姿的母亲，忽然上吐下泻，住了院，黄英姿要照顾母亲，一时走不开。
胡志强不想浪费这一个星期的假期，他决定自己去南充农村看看。
胡志强背起包走出胡家小院时，早晨的太阳刚刚升起，几缕金色的阳光从梧桐树枝叶间穿下来，照射在意气风发的胡志强稚嫩的国字脸上。
两个早起的老邻居从桂花胡同里出来，跟胡志强打招呼：“胡志强，这是要去哪儿？”
“响应祖国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教育。”胡志强笑嘻嘻地回答。
李奶奶问：“要去哪里下乡呢？”
周国顺回答说：“李奶奶，不远，就在南充随便走走，看看。”
李大爷说：“不去远处就好，我孙子小虎下去了5年，去年刚从内蒙回来。回来不久，就考上大学，到西安念大学去了。很久没给家里写信啦。”
胡志强回答说：“李大爷，小虎说不定明天就回来看你了，不要担心。”
一阵秋风吹来，梧桐叶沙沙作响。胡志强迈着轻快的步伐，穿过文庙街，走了一里路，坐上13路公共汽车，向川汉路尽头的长途汽车站赶去。
早晨的公共汽车有一些拥挤，胡志强拉紧扶手，看着窗外，熟悉的人民广场，人民公园，工农兵电影院，人和百货商场，成都图书馆，工人文化宫，随着公共汽车的缓慢前行而一一向后退去。
没有离别的伤感，只有希望和憧憬。
长途汽车站里，穿着蓝布衣服、黄布衣服和解放鞋的男女老少挤在候车室里，已经买好票的无聊地坐在的蓝色长椅子上，等候上车。
刚进来的包着大包小包，站在告示牌前看适合自己的车次及票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