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提到苏州，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吴侬软语、水清舟行、幽深婉约，但这种形象至少要到唐朝才形成。
在先秦时期，吴地山穷水恶、吴人纹身断发，民风剽悍，相当的好勇尚武。
当时，泰伯为了让位给周文王而奔吴的时候，吴地还不叫吴，准确的说这个地方还没有特定的称呼。
泰伯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不能忍受乔迁的新地没有名字，于是结合当地人一边狂奔一边呼啸的风俗，便亲自造了一个字来称呼他们。
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左边很像一个挥舞双臂奔跑的线条小人，右上边一个小圆圈，这就是最初的“吴”字——形容彪悍狂放、向天呐喊之意。
虽然吴人勇猛好斗，但百年来军事水平永远局限在菜场斗殴阶段，“不施诡谲，不练戎车”，军事素养很低，“故不敢抗与中国”。
直到申公巫臣率领了一只小型的军事代表队来到了吴国，才让吴王寿梦开了眼界，吴国才开始意识到，必须组建自己的“军事正规化道路”。
由申、息二县兵力组建的“申息之师”是楚国精锐之师，楚庄王曾凭借“申息之师”在“邲之战”中大败晋军主力，从此坐上了春秋霸主的宝座。
申公巫臣便是当时的申县县尹，他的职责之一便是训练申县之兵，是一位极具军事能力的将领。
他结合吴人优势，专门制定出一套针对楚军弱点的作战方法。又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蓄，吴军充分吸收了中原国家发达的军事技术，形成了独具特色，战力超群的“克楚”之师。
但这个时候的吴军只能说是具备了同楚军一较高下的能力，在军事理论方面还是一片空白，用兵仅凭经验，打仗全靠游击，还不能同楚军精锐正面交锋。
接下来就是孙武给吴军提档升级了。
孙武被引荐的时候还没经历战事，他只是一名军事理论家，所谓的《兵书十三篇》只是提炼历代战争优劣总结而成，但这种纸上谈兵的能力，正是吴军所欠缺的。
且不论孙武最初版的兵书十三篇实战效果如何，但他的治军水平确实一流，前面已经提到过，孙武能把一百多个娇滴滴的女姬练成“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的女汉子，那些虎背熊腰的汉子更不在话下。
这里就不得不提孙武练兵的重要思想——精兵之路。
春秋末年，诸国因为常年互相攻伐，原有的国人兵役制趋于消灭，大量原来没有资格当兵的“野人”补充进入军队，因而军队数量大大膨胀，也不排除混吃混喝的。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很明显，庞大的军队外出征战，会大大影响国内的农业生产，所以孙武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其次是兵源的参差不齐，使军队战斗力无法得到保证，形势好的时候比谁冲的都积极，情况不妙的时候比谁跑的都快，这样的兵我们称之为“兵油子”。
训练的方式也存在很大问题，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才以田猎（“蒐u于田隙”）的方式进行军事训练。
“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军队在孙武看来是没有意义的，遂提出“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的观点，认为军队要取胜，必须得走精兵路线。
在孙武的倡导下，吴国开始组建职业军队进行专门的军事训练，在五湖之滨（今太湖）建立军事基地，“选练士，习战斗”（《吕氏春秋·首时》），“习术战骑射御之巧”，建立一支强大而精悍的常备军。
这样既可以把身强力壮的人选进军队，还可以保证充分的训练来提升士兵的自身素质，又不影响国内农业建设，可谓一举两得。
军队职业化改革现在看来理所当然，但在当时确是划时代的进步，这是孙武对古代军制做出的巨大贡献，比如吴起的魏武卒等就是按照此方法组建的职业军队，使步兵真正成为战场的主宰力量长达几千年。
士兵素质得到保证，其作战装备也很先进，就兵车来说，楚大将武城黑在柏举之战前就曾说过：“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
但真正让让各国感到压力的，是吴国的武器制造业。
说起我国的冶金工业，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鞍山、武汉等大型钢铁基地，恐怕没有人会想到江苏。
其实则不然，追溯到春秋时期，我国最先进的冶炼技术，最精良的兵刃武器都是始产于吴国，既今日的苏州一带。
《战国策·赵策》所载赵奢之语曰：“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
1972年初夏的一天，安徽南陵县三里乡吕山村村民在村后挖土平整晒谷场时，挖出了一把青铜剑，擦去泥土，闪光发亮，剑刃锋利。
当时在场的其他农民兄弟还不知道此剑为何物，在争相把玩的时候，不小心将此剑折为六段，并将其瓜分。
六年后，浙江有个商贩串到三里乡镇收购古董，当年分得断剑的部分农民将持有的剑段卖给商贩。此事被县文化馆文物干部得知，迅速将其追回。
文物干部看到残剑上还隐约几个篆书金字，知道此剑不是寻常之物，就珍重地收藏起来，等待时机，破镜重圆。
功夫不负有心人，又是六年后，南陵县文物干部对全县进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