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那是思想，服务统治阶级的儒家思想。
在很早之前，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曾子就告诉我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礼记·大学》）
换成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儒家是修身、齐家、治国，这三点要素所引申出来的结论便是儒家的终极目标——平天下。
何为天下？——目之所及，凡大川大山大河大泽者，皆为天下！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
既然儒家终极目标是要“平天下”，那么一山自然容不下多虎，于是，兼并便成为儒家实现目标的唯一手段。
指望诸侯放下屠刀、和平兼并那是痴心妄想，于是，战争便成为服务这个手段的唯一工具。
“兼国覆军，贼虐万民”，这一切与墨子的和平理想相距甚远。
墨子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通过实地走访调研，他觉得天下之乱，起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直至盗贼之害人，都是互不相爱的结果。
于是，他对儒家的“仁”做了进一步改进和阐述，提出“兼爱”一说：如果天下人能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那么诸侯间便没有攻伐了，人与人之间相处也和谐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兼爱”是一种古老的“博爱”思想，它摒弃了儒家带有宗法等级制的“仁”，既带有“忠恕”含义的“仁政”。
“兼爱”则主张无阶级、无国界的“仁”，既“使天下兼相爱”，这是墨子与孔子的主张最大的一个不同。
光有“兼爱”这个口号还不行，你还得想办法付诸实施，否则就是满怀理想抱负的乌托邦，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空想家”。
庆幸的是墨子不是“空想家”，他是一名知行合一的行动派，这是他区别于天下士君子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他主张“兼爱”，自然要反对“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反对大国对小国的攻伐，反对贵族欺压下层民众，反对一切的不平等。
因此，墨子又提出一个实现“兼爱”的必要理念——“非攻”。
“非攻”的内涵并不拘泥于字面“不进行攻伐”的意思，而是反对不义的战争，对“义”的战争是相当支持的，比如楚国向东南拓土千里就是有利于人民的战争，北上争霸就是不义的战争。
具体来讲，“非攻”注重自卫战争，主张“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
在黑暗了无数春秋的天下，天下也必将迎来曙光，哪怕是惊鸿一瞥，哪怕星光般掠过，墨家也会光芒万丈般划开残冷的黑幕。
至此，伟大的墨家学派核心思想“兼爱”和“非攻”就此诞生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兼爱”和“非攻”那么好，具体如何实施呢？总不能指望所有人一夜之间突然大彻大悟、明心见“爱”，不欺凌弱小吧。
天下人昂首以盼——看笑话。
墨子之所以能成为墨子，是因为他不同寻常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发现凡事都是由一国之主所引导，如果君主能做到“兼爱”和“非攻”，“则士众能为之”。
墨子抓住了关键问题中的关键人物——君主，如果君主能用“兼爱”和“非攻”行之于政，士人、百姓便能将“兼爱”和“非攻”实之于行。
那么问题又来了——如何让君主接受一介平民的学说？
对于这个问题，两千多年前的墨子表示不是大难题，因为他早已意识到一个学说被认可的必要条件，就是包括阶级基础在内的该学说的群众基础。
这句话有点拗口，直观表述就是：人民群众是一个党派的执政基础。
这是相当非常超前的一个认识。
先秦时期战乱频发，世人流离失所，“士”和“工匠”阶层都希望社会安定、停止战争，于是，为社会弱者发言的墨家学说迅速得到响应和推广，大批的农、工、商、士等庶人阶层和下层贵族开始追随墨子，为墨家学说迅速奠定群众基础。
这些追随墨家学说的群众迅速形成了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兼爱”）、武装（“非攻”）团体，其首领称“钜子”，成员称“墨者”，墨子也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任“钜子”。
其中的学术团体皆是满腹经纶雄辩之才，他们四处游说，用自己的观点和辩才去影响诸侯各国，并争取出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如果不被采纳就迅速辞官。
其中的武装团体皆是胸怀大义侠肝义胆之士（“墨子之门多勇士”），他们游离于各国政治势力之外，在诸侯的混战中起着平衡各方实力的作用，在很多小国在无力抵御大国侵扰的时候，他们不计代价，“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来帮忙抵御侵略。
这个团体有完整的组织系统、政治纲领和行动宣言，按照现在治安法的条款来定性，墨家就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黑社会”。
所以说现在的黑社会不应该拜关公，应该拜墨子。
这就是学历史的重要性——没文化连祖宗都会认错。
与一般黑社会流氓性质不同的是，墨家弟子心怀“兴天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