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贤二的北满、外蒙之行，全部记录在报告书中。
坂西利八郎少将在反复阅读之后，将报告书整理为四个要点，又经过反复思索，把“刺杀何向东”作为第五个要求，写在给参谋本部的报告中。
第一骑兵师进驻库伦之后，代理师长李成义少将专门拜访了避居在此的陶克陶胡，代表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授予其陆军骑兵上校的军衔。这一事件被土肥原贤二和坂西利八郎解读为：支那中央政府和支那军部正在积极着手稳定外蒙，培植新势力取代外蒙僧侣和王公的政权。对此，坂西利八郎建议增强对外蒙的渗透，拉拢王公和僧侣，以对抗新势力的产生并造成外蒙社会的动荡。
哲布尊丹巴的僧侣集团和王公世俗力量间，因为俄国势力的退缩和外蒙取消独立而失去制衡力量，矛盾日益凸显、激化。支那中央政府专员陈士可在军队的支持下，借推行军区制欲在外蒙建立五个师级管辖区，编练五个外蒙骑兵团的契机，扶持亲北京的王公势力，对抗僧侣集团和亲俄王公。坂西利八郎认为，增强日本佛学界与外蒙黄教的联系甚有必要，为此可专门培养人员（意为宗教间谍）。
支那军骑兵第一师在备战！这是土肥原贤二的切实看法，他认为在地缘**的背景下，支那骑兵第一师的备战行动针对的正是俄国在西伯利亚的驻军。在协约国的框架内，支那中央政府尚且在表面上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为何却在外蒙积极备战？显而易见的，提出问题的陆军大尉无法回答，只能以陈述现象来提醒驻华武官和军部。
北满的黑龙江存在俄国驻军（俄国外阿穆尔军区护路部队，军区司令部设在哈尔滨）与支那军队的矛盾，也存在支那军队在整编过程的新旧力量矛盾，还存在汉族军官与满族军官间的矛盾。必要时，除外蒙僧俗势力矛盾之外，黑龙江的种种矛盾，也可以作为挑起支那和俄国边境战争的导火索。
坂西利八郎在报告中隐晦的指出，在日支关系发展到必须决战时，首先挑起支那与俄国的边境战争，对实现大日本帝国利益尤为有利。鉴于此，进一步在支那宣扬“黄种人和谐论”，历数“俄国与支那之不平等条约”，挑动支那仇视俄国，为将来帝国需要时的俄支边境战争作“**上”的准备。
坂西的报告包含了一个核心思想的转变，即排斥列强、单独谋求在华利益，转为利用别国势力，制造和利用事端来实现日本在华利益。这是要求日本政府在对华问题上，从1914年“排他、独占”回到1900年时“合作、利用”的转变。
驻华武官提出如此建议，足以引起日本决策层的重视。
山县有朋元老的官邸聚会上，出现的不仅仅有坂西报告，还有长谷川好道大将的辞呈和帝国大学冶金学系提出的“要求”。
长谷川好道大将的辞呈，更准确说是大将自挽脸面的作态，也是变相要求军部控制“反长谷川”声音，并增加驻朝兵力。天皇倒是极愿意派遣一名文官去当朝鲜总督的，山县元老当然不会把辞呈送到御前大臣那里转给天皇。话说好听一点就是——此事，与会诸臣设法解决了就是，不好惊动圣听。
会议的焦点很快就转到坂西报告上。
朝鲜问题，在与会众人眼里就是帝国与支那政府之间角力的体现。欲解决朝鲜问题，首先就要解决支那问题，欲解决支那问题，坂西利八郎少将的报告书就不能不加以重视。
1914年，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公然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列强宣布，凡有关于支那的国际问题，必须首先通过日本，经过日本政府同意之后方能实行。这一表态，无疑把在扬子江流域拥有“传统利益”和对华外交拥有“绝对话语权”的英国给得罪狠了！而大隈重信内阁却又在沙河败北之后未能组织起对支那的大规模报复性战争，如此一来，强硬的表态和战场上的结果之间形成巨大反差，不得不对支那三巨头主持的中央政府作出外交让步，给列强看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总之，1914年8月开始到目前，日本给全世界留下一个“色厉内荏”的印象。
“立即决战，挑动支那与俄国的边境战争，杀灭何向东，三者，密切相关。”寺内正毅故意把三者的次序倒过来说，执掌日本军政大权之后，他才明白大隈重信内阁的苦衷，看到今天的日本于1894年时的日本，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
20年间，财阀势力、**派势力利用经济和**手段，在欲图摆脱藩阀势力控制的天皇庇护下，逐渐的挤入日本**核心层。随着他们参与日本**决策，日本社会也发生了“不利于集中力量发动决战”的经济化、**化转变。“大桥大佐阵亡”、“日军黑夜混战”、“江满战役先赢后输”**哗然，政党们浑水摸鱼，在国会中鼓动唇舌要把“妖怪内阁”拉下马来。
要解决一切问题，势必要发动全面战争，要发动全面战争，就要集中日本全国力量，要集中日本国力，就要陆军中，统制派的思想理论就源于此，简而言之一句话——一切为了战争需要而制定规则，由军部统制全国**、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外交等等。
寺内正毅很想赞成统制派的观点，却在面临**风潮的此时，不得不向统制派的敌人——****派低头，以维持内阁的存在。存在，才是一切计划实现的基础。
他赞同坂西的立即决战观点，他很想公开支持统制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