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真别说，林景春的说法引起了一些与会官员的议论。
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林景春说得有道理。
黄河原本好端端的流着，也没有出什么大问题，结果宋廷非要把黄河改道，改来改去还改的非常失败，以至于黄河改道失控，大水泛滥，死者无计。
之后杜充那个事情就不说了，此人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被人唾弃，他的跪像将一直存在下去，将他的骂名延续到永远。
可难道就没有人去向宋廷讨回这笔代价吗？
宋廷难道不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吗？
之所以三易回河，是因为宋廷无能，夺不回燕云十六州，只能折腾黄河。
杜充之所以掘黄河大堤，也是宋廷一顿傻逼一般的操作断送了国运，葬送了大好局面。
说一千道一万，追寻到最高责任者，是宋朝皇帝和他的决策团队。
他们责无旁贷，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还真别说，这个问题对于明政府而言还真是一个值得商量的事情。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现在黄河造了那么大的孽，你赵家皇帝和士大夫们倒是躲到南边逍遥很快活去了，把奔腾怒吼的发飙黄河交给我们来应付，缺德不缺德？
经过苏咏霖长期的宣传，中原一带，尤其是河南山东河北一带，对于南边的南宋小朝廷那是真的非常不屑、不满，觉得他们怂，觉得他们没用，对他们充满负面看法。
尤其在中原现在已经光复，全新的汉人政权·明政权已经建立起来，对于中原人民来说，他们完全不需要对南边的那个汉人割据政权有什么期待和幻想了。
那当然是有账算账有怨报怨。
当年的背叛、抛弃还有种种折腾，新仇旧恨涌上心头，还有什么可说的？
于是林景春这么一说，上至尚书省下至各部专司做事的中下级官僚都赞同林景春的意见，觉得治理黄河这个事情不能白白的让大明朝廷出钱，必须要让宋人付出代价。
苏咏霖原本还真没有这样想，因为在他看来，他已经开始让宋廷付出代价了。
不说派去南边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苏长生与赵玉成，单说他在明宋边境私下里展开的较大规模的私盐贸易就能从南宋掠夺走很多铜板。
仅仅是河南地的几个边境州一个月就能赚取二百零八万钱的利润，海州一地一个月就能有一百五十万钱的利润。
这还不算全部，还有几个贩私盐的队伍和途径正在搭建之中，想来不用很快就能打通渠道开始获利。
到时候，苏咏霖预估全年可以通过和南宋的私盐贸易赚取差不多六千万钱左右的利润。
这笔巨款正在源源不断的注入大明帝国的财政资金当中，为明帝国的诸多恢复中原生机的大动作提供财政支持。
但是苏咏霖忽然觉得林景春所说的并非没有道理。
作孽是赵家皇帝作的，是与他们共治天下的那些士大夫干的。
他们自己菜，收复不了燕云，对付不了辽国，生怕辽国顺着当时从海河入海的黄河直接南下突破河北攻击开封，生怕自己扛不住，所以就想方设法的想要改变黄河的走向。
结果呢？
工程失败，造成黄河大改道，酿成千里泽国，数十万上百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此次黄河大改道，赵家皇帝和士大夫们造的孽足以让他们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现在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都因为这群混蛋的操作而遭殃，河南、华北和两淮之地因为黄河大改道而时时刻刻面临危险。
黄河不发大水、气候风调雨顺还好，一旦发了大水，河堤决口，河南、华北和两淮都有成为泽国的危险，沿岸农民一年到头辛苦劳作的成果将全部被摧毁。
这就是一把悬在大明帝国脑袋上的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落下来。
苏咏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这把剑落下来，所以无论如何，整治黄河都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但是治理黄河是个大工程。
以最著名的成功案例王景治河来比较，调动数十万军士、民夫和一百亿钱的投入，花费一年时间，开辟千里河道，沿岸筑堤，使得黄河八百年不改道。
数十万人力和一年的时间苏咏霖拿得出来，但是百亿钱的投入，那可真是有点为难。
王景治河时是东汉明帝时期，经历过光武帝刘秀的治国和积累，明帝时期正是东汉国力超强、吏治清明且国库充裕的国运上升期，王景治河的成功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推动因素。
要说动员力和政策持续的时间，苏咏霖敢说自己完全可以超越东汉，但是大笔资金的投入真的是很困难。
苏咏霖读史书，史书尤其记了一笔说王景注意节俭费用，能少花钱就少花钱，依然投入了百亿钱的资金才成功完成黄河改道任务，可见治理黄河到底有多么花钱。
明帝国没有刘秀三十多年治国的积累，苏咏霖还在同时开辟很多其他的工程任务，花钱的地方太多了，而且此时的黄河的状况恐怕比当年王景面对的黄河状况更加糟糕。
保守估计，治河投入要翻一倍。
这笔投入如果只是由明帝国自己投入，就算拉长工期，不追求一年两年的成效，明帝国的财政还是会面临很艰难的处境。
苏咏霖自己也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不算军队固定的军费投入，就算是那些行政村、乡等基层政权的搭建都能花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