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租界闸北巡长费力！”彭与鸥说道，“我听闻你和此人相交莫逆。”
“场面上的交情罢了。”程千帆摇摇头，他和费力的交情，看似相交莫逆，实则尔虞我诈，如若他有朝一日落难，费力绝对是最先跳出来踩一脚的其中一个。
最重要的是，从彭与鸥的口中得知是费力在从中作梗，程千帆也证实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担心：
据他所知，无论是法租界还是英美公共租界，都并没有限制华界的工厂暂时撤离至租界区域，很显然，这是费力的个人行为。
费力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在江口别动队之事上同日本人合作，他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彻底投靠日本人，主动为日本人献计献策，堪称是铁杆汉奸了。
事实上，对于现在已经同江口英也、甚至可以说是同今村兵太郎搭上线的费力，程千帆明面上对付此人的手段有限。
对于这种情况，程千帆此前早有预料，也并不太担心，因他本来就是打算在歼灭江口别动队的同时，顺带着也将费力解决掉。
只是，现在彭与鸥所说的这个紧急情况，完全是计划之外。
现在对费力动手，显然会打草惊蛇。
不对费力下手的话，此人现在一门心思为日本人做事情，这批机器和物资就会被卡在费力的辖区。
“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快帮助这批机器和物资撤离上海。”彭与鸥表情凝重说道，“现在，每一件机器，每一个技术工人，都代表了我们对日抗战的一丝丝元气！”
目前，中国工业发展不但十分落后，而且布局十分不合理，主要集中在沿海各城市，内陆的一些省份几乎没有现代化工厂。
就在今年年初，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全国已登记工厂共3849家，集中在沿海地区的竟超过了3300家，其中上海占了1279家。
工业如此集中于沿海地区，一旦遭遇战争破坏，将会给中国的工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正如彭与鸥所说，这些现代化的工厂和工人，就是民族的血液，是抗战的元气！
“我明白。”程千帆摸出烟盒，给彭与鸥递了一根，自己随后弹了一支烟，塞进嘴巴，划了一根洋火点燃。
他深深吸了一口烟，手指夹着烟，揉了揉太阳穴。
他明白组织上交代的这件任务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作为特务处上海特情组组长，程千帆掌握的情况比彭与鸥还要清楚。
事实上，在淞沪抗战爆发前，上海的部分工厂、学校已经提前搬迁了。
现在，战事爆发，大量中国军队，从广西，从湖南，从四川，从全国还没有沦陷的各地，如同一股洪流，正在向上海急行军。
特务处内部有一份情报是关于川军要出川抗日的：
7月6日暨卢沟桥事变前一天，川军整军会议在重庆行营礼堂开幕。
四川的这些军阀们吵成一团，既互相打嘴仗，又跟南京派来的代表何英臻讨价还价，不欢而散。
第二天，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翌日，继续开会。
大大小小的军阀依然在打嘴仗，摆龙门阵，就是不入正题。
就在此时，何英臻向众人紧急通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
“形势急转直下！正在参加整军会议的将领们本来是‘各怀鬼胎’，这时就如同一滴水落入了油锅里，炸开了。
众川军将领纷纷怒吼：
‘我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
‘今日整编，明日出川抗倭，绝无二话！’
‘川军愿在省主席刘祥之统率下，同心协力共御外侮’！”
……
全国各地的军队正如同一股洪流，星夜驰远大上海。
而另一股洪流也在并行滚动，从上海、东南沿海，一路向西，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学生，民族资本家、技术工人，乃至是苦力，寻常百姓，众人扶老携幼，从江边、海边走向大山，从富饶的江南奔赴华中，乃至是偏远的大西南。
在特务处总部传达到上海特情组的秘密文件中，也有要求特情组酌情帮助企业主撤离上海的讲述。
是言语讲述，并非命令。
按照戴春风的指示，上海特情组是最高级别的潜伏组之一，他们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任何有可能暴露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程千帆很谨慎，他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很隐蔽的为撤离人员给予了一些帮助。
一周前，去码头的货仓‘检查’货物的时候，程千帆便看到了令他无比震撼、动容的一幕。
在苏州河上，在黄浦江上，大大小小的帆木船、小火轮，黑压压一片，如同蚂蚁一般，在拼命的运送物资和人员。
在远端，可以看到日军军舰正虎视眈眈的注视着这一切，只要一发炮弹过来，就是船毁人亡！
事实上，日军抢在国府前面制造了‘虹桥机场’事件，提前发动战争，也有此中原因，他们要阻止中国的工业、教育产业向腹地大迁移。
上海《申报》报道了此事，并且发表了评论：
“为了延续民族的血脉，我们不分老幼、不分男女、甚至是不分信仰、不分党派，走上了迁移之路。
我们知道，这条路将会无比艰苦。
可能是崎岖的山路。
亦或是布满荆棘的小道。
甚至是需要我们冒着炸弹落下的危机，攀爬高山，穿越沼泽，跨越浩瀚的江河。
哪怕是没有路，我们也要走出一条路！
向西，向西，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