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巨大的财力支持，格桑有能力还才让以颜se——如果真像索朗达杰所言，是才让在处心积虑的预谋置格桑于险境的话。
柴律师最近一直在频繁“活动”，省上检察部门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可以认定胡风梅有罪，开庭宣判只是个时间早晚的事。格桑判断，胡局长如果有问题，才让也不会清白到哪里去——就是格桑不拿手头掌握的“帐目问题”说事儿，纪检部门和检察机关也会查处他。
他思想的骏马回归到从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才让是少数民族群众中执行“最高指示”最为彻底的一个，他文化不高，却能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在批斗“地富反右坏”的运动中表现的最为积极，虽然只有十来岁，还不到入党的年龄，可他还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要求进步，终于得到了“革委会”的认可，成为了全州境内最年轻的大队干部，跳忠字舞，写大字报，开批斗会，揭露“宗教的反动本质”，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方面处处表现成“革命的新生力量”……谁知，“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之后，随着发起人的不幸逝世，z果断叫停，“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才让当时怎么也接受不了伟大领袖逝世的事实——他可是藏区少有的进京接受伟大领袖接见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啊，而且，好不容易追求进步入了党提了干，已经是公社的一名干部了，怎么会发生这样大的“巨变”呢？
基层干了十几年乡镇领导的才让终于被调到了县上，那年，才让已经40岁了，如果放到现在，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他的政治生命就此止步了，40岁对于今天的科级干部来说就是一道谁也无法逾越的坎儿，而在当时，才让还抱有希望——事实证明他抱有的希望最终实现了。到了县上领导也只给了他个乡镇企业局局长，仍然是正科级。那时，格桑和才让的关系非常的紧密：才让帮助格桑跑项目，跑贷款，出主意，才让的无私令格桑感激涕零，他为藏区有这样的好干部而欣慰无比，他发誓一定要报答他。格桑的事业就是从那时走向成熟的，格桑承认，从前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暴发户，有了才让的鼓励和帮助他才变成了企业家。
格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也的确给了才让巨大的回报，可才让每次都拒绝——他要当一个好官，干出一番事业，他的追求就是内心的信仰，就是当初举起右拳时的誓言。
“我是一名领导干部，国家已经给我开了工资，我再拿你的钱不就成了贪污受贿了吗？钱我是不会收的，以后你也不要再搞这一套，现在政策好了，我们做干部的要想办法把家乡的贫困面貌改一改，把藏区的贫困帽子尽早的摘了，得让老百姓先富起来，当然了，你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得把我们自治州的经济搞上去，得带领更多的老百姓富起来，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建设一个富裕、繁荣、各民族平等的国家，我们的眼光应该放远一点，不能老盯着眼前这一点儿蝇头小利，得把事业做大。你以后再也不要给我送礼了，我是坚决不会收的，其他人也不能收，当干部就得耐得住寂寞，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办实事，不能老想着从企业得什么实惠……”才让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就像是作报告一样冗长，但每一个字都刻在了格桑的心里，格桑打心眼里开始佩服这位民族干部了，生活俭朴，平易近人，热情服务，仗义疏财……不只是格桑，凡是去过乡企局的人都给才让这样的评价。他从来都不肯接受办事人送来的任何好处，每月只凭那点儿微薄的工资养活着一大家子人，老婆没有工作，至今还生活在渠首县牧区，家里依然还从事着牧业活动，孩子们刚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家里几乎没有什么积蓄。
听当地老百姓讲，才让最关心群众，有一次，外县的几个贼偷了农民的十一头耕牛，一下子使这些个家庭的chun耕生产陷入了困境，再晚了就会误了农时，可案已经报了，派出所也去找了，牛就是找不回来。就在农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才让带领着乡上的干部给农民拉犁种田来了，他自己也亲自参加。你想想，本来是用两头牛拉的犁，现在要让四个人来拉，可想而知……一想到这事，老百姓就由衷的敬佩才让，给他竖起大拇指，一个堂堂的乡长，能放下架子俯下身子为老百姓拉犁，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说明才让爱民亲民的呢？他当乡长那会儿，办公用车无非就是几台省军区报废的军用小吉普，自己下乡则常常骑着那匹从自己家牵来的瘦马。为了藏乡的百姓，才让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在藏乡的村村寨寨，田间地头，到处留下了他不朽的脚印和不屈的背影。他把一颗心献给了家乡人民，献给了党的事业，毫不夸张地说，他就是藏乡的焦裕禄。
他当乡企局局长的那年，主管县长才34岁，比才让小了6岁。才让满以为一心为公，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得到升迁，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来为他热爱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他始终都对自己的领导抱有充分的信心，数十年如一i，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廉洁自律，公而忘私……然而，所有的成绩都成了主管领导的政绩。他彻底失望了，年轻时参加了多少的运动，他既不太清楚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是绝对按照上级的要求做的，始终和代表革命的领导保持一致，甚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