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城内的气氛因为几次重大的恐怖活动而变得紧张，搜捕、戒严、查户口成了家常便饭。尽管这几次行动都是针对汉奸的，但日本人依然感觉到了即将临近的危险，从马大平等人被杀的现场勘察来看，这个秘密的抗日团体的目的是为了夺枪。夺枪是为了什么，用脚也能想出来，那就是为了日后更大的行动。
日本宪兵队长木村翻阅着案件的详细资料，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但他还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蛛丝蚂迹。许久，木村摸着下巴，仰在椅子上，他感到很棘手。虽然有月月这个目击证人，但有价值的情况依然太少，甚至对手连弹壳都没有留下，从容而迅速，必定是经过训练，并有着周密计划，否则不能如此干净利索。木村轻轻叹了口气，曲旭东的案子还没有着落，马大平又死了，那下面又该轮到谁了，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当然，木村并不因为马大平的死而感到痛惜，那不过是条狗，这条狗死了，还有无数的狗等着来啃日本人扔下的骨头。这些人贪婪，只要有官做，有钱捞，那他们就毫无保留地将狡猾和残忍发挥到极致，那狗咬狗的哲学，正是日本人需要的。对，这些人从来不考虑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说他们是狗都有些抬举他们，他们不过是群苍蝇——吸了一滴血，或者吃块粪便，就心满意足的苍蝇。世界跟他们没关系，只要有一口臭肉可吃，世界就是美好的。
木村担心的是事件背后的政治影响，担心事件对人心的鼓动作用。城外有游击队的活动，城内又有抗日分子在破坏，日本人想用恐怖和残酷来威压百姓，就要考虑到可能的反弹。没办法，现在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以前，木村苦笑着摇了摇头，从战略到战术，日本人虽然打下了大半个中国，但显然并未达到他们的目的。国民政府没有投降，战争向长期化演变，他们必须要考虑如何使占领区稳定，以攫取更多的资源，来支撑这场他们本不希望的持久战争。
只要想侵略别人，征服别人，伤害别人，就只有乱搞，别无办法。侵略的本身就是胡来，因为侵略者只看见了自己，而且顺着自己的心思假想出被侵略者应当是什么样子。这样，不管侵略者计算的多么精细，他们必然的遇到挫折与失算。为补救失算，他们只好再顺着自己的成见从事改正，越改也就越错，越乱。小的修正与严密，并无补于大前提的根本错误。日本人，在小事情上的确是费了心机；可是，一个极细心捉虱子的小猴，永远是小猴，不能变成猩猩。
日本人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便要牢牢的占据住华北。于是，北平人又遭了殃。“强化治安”，“反共剿匪”，等等口号都被提了出来。西山的炮声又时常的把城内震得连玻璃窗都哗啦哗啦的响。城内，每条胡同都设了正副里长，协助着军警维持治安。全北平的人都须重新去领居住证，在城门，市场，大街上，和家里，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遭到检查，忘带居住证的便被送到狱里，一律施行大检举，几乎每个学校都有许多教员与学生被捕。被捕去的青年，有被指为gcd的，有被指为国民党的，都随便的杀掉，或判长期的拘禁。
而黄历他们得到的情报，显然要比北平百姓多得多：日本人在强化治安，控制思想，“专卖”图书，派任里长等措施的后面，还有个更毒狠的阴谋：他们要巩固华北，维持治安，而后计口授粮，计人售布，还要按月献铜献铁，逐步从百姓口中夺去食粮，从百姓身上剥去衣服，以饥寒迫使人民就范，从而把被统治人民从各方面管治得伏伏帖帖。
未名湖湖心岛，这里有一个地下密室，已经成为了北平抗团的最重要的据点。在这里，正在召开秘密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不多，只有黄历、李振英、冯运修、孙大成等核心干部，新发展的队员并不知道这个地方，也尽量不进行交叉接触。
“软刀子杀人才是最可怕的。”黄历将最近的形势作了讲解，不无忧虑地说道：“温水煮青蛙的道理，难道没人懂，等到大家醒悟过来，恐怕已经没力气去蹦出牢宠了。”
“哼”李振英很气愤地说道：“都怕死城里的人不敢逃出去，不敢抢粮，怕死城外的人，往城里走，等着被饥寒夺去性命，怕死”
“看看，日本人有多狠毒，六岁以下的，六十岁以上的，都不给粮食。”冯运修不住学校，更能了解老百姓的心思，骂道：“不给老人们粮食，咱们的孝道到哪儿去呢？不给孩子们粮食，教咱们断子绝孙这真是绝户主意，除非没有**儿的人，谁也不会这么狠他**的，仓里，大汉奸们家里，有的是粮，抢啊”
“你让他们抢，他们就抢了？”孙大成平常就很看不起那些鞠躬磕头的软骨头，如今正在气头儿上，便有些口不择言，“他们是什么人？北平的中国人，甘心做奴隶的中国人，慢慢的饿死与因抢粮而被杀头比起来，还落个全尸首他们是宁可饿死，冻死，也不敢造反我估计他们会退一步想：好啦，老的小的没有粮食，就大家分匀一下吧；谁也吃不饱，可是谁也不至于马上就饿死；不也是个办法吗？这就是他们的‘智慧’，那‘智慧’正象北平的古老的，无用的城墙，虽然无用，而能使他们觉出点安全之感。”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程盈秋缓慢而无奈地说道：“中国的老百姓一向规规矩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