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上海战事结束之后，国军虽然撤退了，却留下了一笔可怕的“遗产”——恐怖活动和蓝衣社。按照某位外国观察家的说法：“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警察本来可以轻易地铲除这一怪物，但却任其发展，乃至养虎贻患，使得这一怪物嗣后不时地要找些牺牲品来满足其食欲。”
事实上，那位外国观察家的观察显然还停留在表面，不知道租界巡捕房的很多人已经被军统或中统收买。当时日军要在租界内公开抓人，还必须由日本宪兵队出面，事先通知租界巡捕房当局，由巡捕房派员会同前去。而上海的军统、中统组织，对两租界的巡捕房大员，大都按月给以津贴，彼此声息相通。因此，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日军要到租界抓人，往往是日本宪兵队刚刚与巡捕房打招呼，那些被军统、中统收买的巡捕房人员便预先“放笼”（暗中通知），让被捕对象逃跑。凡属军统、中统的一些重要人员，即使来不及“放笼”而被捕获，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难，甚至拒绝“引渡”。
从1938年6月开始，上海突然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浪潮，在所有的周年纪念活动上都飘扬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旗帜。诸多小报上发表了不少主张武力的社论，正规的报纸则撰文鼓励青年们参加或组织游击队。随后，袭击通敌分子的恐怖事件开始频繁上演。
对这一系列恐怖活动的评价，舆论方面的说法不一。有些迹象表明，这是通敌分子对立派别之间的倾轧和纷争，他们都想获得日本人的政治宠幸和金钱支持，是伪装成爱国事件，而实际上是争夺日本的战利品。然而多数人认为，这是某个组织在上海的活动，这些暗杀都是出于爱国的动机。大部人相信，该组织即是蓝衣社，狂热地忠于蒋介石的一个法西斯会社。
“蓝衣社”一名之所以被长久使用，是因为其强烈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当褐衫党和黑衫党风行欧洲之际，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在“孤岛上海”明目张胆地实施恐怖活动绝不是一两个有组织的指挥部所能完成的。政治暗杀衍生自三十年代初的民族救亡运动，它导致上海的“小市民”中产生了部分人为、部分自发的组织和机构，他们既为爱国，也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有时候，他们会与国府的军事特工组织联合起来，有时候则单独行动。
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在起初的“孤岛上海”，恐怖活动的主动权握在国民党特务手中，尽管亲日的黄道会和复兴会也进行了反击，但是在1938年的秋天和初冬，还是国民党抵抗分子占了上风。
但是，到了1939年李士群和丁默邨在极司菲尔路76号成立了一个特工组织后，形势开始发生悄然的变化。首先，李士群很快搜罗了七名前中统特工和cc系成员，组成了一个核心，作为他的骨干力量，他还赢得了青帮成员吴世宝的忠心效劳，这个黝黑粗矮的虐待狂为他召募了当地的歹徒以及其他积极的通敌分子。随后，李——丁组合促成了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军统特工王天木、陈明楚等人的叛变，并摧毁了他们的特工组织，这是相当重大的胜利。
而随后引起的连锁反应对军统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由于76号逮捕了很多军统特工，甚至包括重庆派来刺杀汪精卫的另一组秘密人员。日本的报纸，诸如《东京日日新闻》便对丁默邨、李士群等人表示了信任。因此，当李士群嗣后访问东京时，得以大言不惭地吹嘘道：“整个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的军统机构已经被我们摧毁或彻底破坏，我们用左手消灭了蓝衣社，用右手击倒了cc系。”
灰暗的云块，缓缓地从南方向北移行，阳光暗淡，天气阴冷，给人一种荒凉寥落的感觉。在这个萧索的秋日，在军统遭到重创，李士群和76号志得意满地时候，黄历等一行五人从外滩码头下船，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为了确保安全，黄历让沃格夫妇一起同行，并且乘坐一艘德国客轮，枪枝拆成零件，与特种弹药一起藏在装货大木箱的夹层中，由他们二人携带托运。在烟台盘查较紧，到了上海租界码头，却看不见鬼子，只是一些巡捕在虚应故事，几个人轻松过关。这也让黄历有些感叹，怪不得都躲在上海，或者从上海向香港或海外逃跑，这里不仅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护照就可进入的地方，而且与鬼子占领区比，还真是个能提供不少庇护的孤岛。
位于公共租界的房子已经准备好，是埃德文的住所，位于福州路，兴盛屈居于南京路之下，但也是相当高档的地段。他们父女回婆罗洲后，便低价租给了黄历的代言人凌雪。
福州路东段，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租界行政机构、巡捕房、洋行、银行、大饭店、大药房等集中于此。两端有大鸿运、大西洋、老聚兴、老正兴、会宾楼、王宝和等一批中西菜馆闻名于市。天蟾舞台(初名大新舞台)在福州路701号建成开幕，其规模是沪上四大京剧舞台之最。福州路西段ji院云集，成为藏污纳垢之地。集报馆书局、文具仪器、茶楼戏院、中西菜馆、旅馆百货及ji院烟馆于一路，两侧还有古玩、化工颜料、衣庄、绣花鞋等特色市场，是一条与其他商业街不同的奇特大街。
沃格夫妇似乎对上海有种厌恶，或者说是恐惧的感觉，大概这里真的给他们留下了心理阴影，虽然勉强因为黄历而来到这里，但却急着回去。黄历也不勉强，下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