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国和印度生的边境战争，就当时看，胜利者和失败者是十分明确的。但是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再来看那场战争及其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
战争的进程证明了在“精神原子弹”武装下的解放军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始终被动员在颠峰状态的高昂士气使他们能创造按常规思维不可想象的奇迹。但战争的结果同样令人大吃一惊，因为中国作出了一个令全世界惊叹的“仁义”之举，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几乎称得上独一无二的大手笔，将九万二千平方公里的领土再次送到了印度阿三的手里。
不可思议，难以置信，难道我已经不是地球人了？黄历目瞪口呆，九万二千平方公里啊，看着是一个数字，可换算起来吓死人。——相当于一个江苏省，一个浙江省；相当于三个台湾，六个北京；相当于一个匈牙利，两个丹麦，三个比利时；相当于六个科威特；相当于十个英阿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相当于二十个日俄吵得不可开交的北方四岛；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一国被另一国强行侵占的最大一片土地，可成为一个纪录留存于世。
什么叫领土和主权，为了哪怕一寸土地，一片时隐时现的礁石，都可以让两个国家打得头破血流，尸横遍野的争端，就这么被那位“胸怀宽广”的毛先生挥手放弃了。（赢q币，）
为什么？这一定有什么道理，黄历冥思苦想，不得要领，看来自己实用主义的头脑确实不够宽广，想不透这匪夷所思的结果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目的。
那么，当时中国领导人是怎样想的呢？这就要从当时的意识形态出，并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加以判断。当时中国正力图扮演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阵营的领袖。印度当时正是那个阵营的重要成员，“教训一下不碍大事，打成不共戴天的仇敌，对毛zd的全球战略和盟主地位就会大有影响。所以，教训完了要立刻适可而止，再给几根胡萝卜，只是这胡萝卜太大了一点。
可惜呀，送了这么大根胡萝卜，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印度阿三又重新占领了这片土地，越占便宜还越卖乖。而这边却是一点动作也没有，就是消极防御。等到印度移民在那里长起一代新人的时间，那里也就成了他们的家园。时间是合法性的最好来源，强权成为公理往往都是在时间的帮助之下。
中国在一九六二年使用了强权，却放弃了时间，得了暴力之名，却没有得到了公理。等到后人想收回来并且有能力打了，可机会也已经被白白错过了。咬牙切齿也好，扼腕叹息也罢，当一切都成为既成事实的时候，什么都晚了。
但黄历已经来不及作过多的感慨和疑惑，一场几乎将世界推到了热核战争的危古巴导弹危机已经爆了，六二年哪，还真是个多事之秋！
赫鲁晓夫虽然提出了“三和一少”的路线，缓和与西方的紧张局势，但从实质上讲，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其改变对策并不是为了退却，而是采取的新的进攻手法。处在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赫鲁晓夫同肯尼迪一样，也必然要受到国内强硬路线派的影响，这些强硬派认为，要想从对方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唯一的办法就是硬索强夺，咒骂恐吓。
为此，赫鲁晓夫在六零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已经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表演。他在辩论中情绪失控，竟不顾礼仪，脱下皮鞋猛敲桌子，同西班牙代表大吵起来，导致联合国警卫人员干预。他的举动使联合国大会为之哗然，主持大会的一位爱尔兰人为了恢复秩序，把木槌都敲断了。但混乱使那位苏联主席很高兴，回到莫斯科后还洋洋得意地说，“联合国虚弱极了，眼看要完蛋。”
而猪湾事件后，赫鲁晓夫又产生了认识上的误区，他认为一个这样年轻无经验，公然给自己惹下大祸的人，是可以吓得住的。而任何一个陷入这类麻烦而又不能坚持到底的人，是没有胆量的。于是，他便决定狠狠地打击肯尼迪，对这个年轻的总统威吓讹诈一番。
在维也纳会谈中，赫鲁晓夫就是这样干的。他用粗暴、野蛮，有时甚至象是要冲过来打架的态度对待肯尼迪。他强硬要求撤换联合国秘长哈马舍尔德，并在柏林问题上出了最后通谍：梗在苏联人喉咙上骨头必须清除，不管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他在今年年底以前一定要同东德签订和约。如果美国要在这个问题上打仗，那他也没有办法。对付企图动战争的疯子，只能给他穿上紧身衣。
虽然柏林危机最后以一堵由砖石和水泥组成的栅栏穿破柏林的中心而告终，赫鲁晓夫从战争的边缘后退了，但他对美国利用西德、奥地利、希腊和土耳其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包围依然很担心。
在赫鲁晓夫访问保加利亚时，他与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一起在黑海之滨的沙滩上漫步。马林诺夫斯基说:“拥有在几分钟之内就可毁掉基辅、明斯克和莫斯科的核导弹的美**事基地就在对岸的土耳其。”赫鲁晓夫问:“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美国附近建立军事基地？”
是的，想法是顺理成章的，美国的导弹从上耳其射只需五、六分钟，而苏联从本国射导弹到美国则需二十到三十分钟。这样的差距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很难容